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承认和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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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承认和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承认和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
2006年3月3日 [2005]民四他字第46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5]黑高商外他字第1号《关于(株)TS海码路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大韩商事仲裁院就(株)TS海码路与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开发协议和连锁协议纠纷，于2004年10月22日做出了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在(株)TS海码路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后，以仲裁庭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4条和第8条的规定向其送达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为由主张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开发协议和连锁协议中明确约定“仲裁适用《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而本案仲裁庭按照该仲裁规则的规定通过邮寄方式向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送达了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也有证据证明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收到了上述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虽然仲裁庭在送达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时未附中文译本，但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以及未附中文译本的做法并不违反韩国仲裁法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有关“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和“文字”的规定，仅适用于两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协助的情形，不适用于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的送达。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本案仲裁裁决存在我国参加的《1958年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本案仲裁裁决依法应予承认和执行。
此复
附：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株)TS海码路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
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05年lO月14日 [2005]黑高商外他字第1号最高人民法院：
(株)TS海码路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哈尔滨市中级法院经审查，拟裁定不予承认大韩民国商事仲裁院第 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在中国境内的效力，并报请我院审查。我院在审查中形成两种意见：多数人意见认为，应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少数人意见认为，此案存在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应驳回(株)TS海码路的申请。审判委员会经研究决定将上述两种意见报请钧院请示。现将案件情况报告如下：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株)TS海码路。住所地，大韩民国汉城特别市松坡区新川洞7-23。
法定代表人崔相允，代表理事。
被申请人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区西宾路7号(大庆商厦一层)。
法定代表人王江龙，总经理。
二、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
申请人(株)TS海码路(以下简称海码路)于2005年4月向哈尔滨市中级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哈尔滨市中级法院经审查认为此案存在可能导致该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报请我院审查。我院于 2005年6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我院审判委员会对本案也进行了审议。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三、申请人请求事项及被申请人抗辩理由
申请人海码路称，因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派思)未按约定履行支付相关费用的义务，海码路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请仲裁，大韩商事仲裁院于2004年10月22日作出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该裁决已在大韩民国发生法律效力，且未被提请撤销。大韩民国已于1973年5月9日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综上，向法院申请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第 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并裁定由派派思承担与本案相关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及律师代理费。
被申请人派派思称：(1)该仲裁裁决违反仲裁程序，对派派思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四条，司法协助应当通过各自指定的中央机关直接进行联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司法部，在大韩民国为法院行政处。而大韩商事仲裁院在仲裁该案时，未按照条约规定方式向派派思送达仲裁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等，而是直接邮寄给了派派思，并且又违反该条约第8条关于使用文字的规定，未附有中文译本。因被申请人不懂韩文，并不知道是仲裁院的通知，未予以重视，也就未能按时参加开庭，丧失了陈述理由的机会。(2)因大韩商事仲裁院违反了送达程序和使用文字的规定，未能以适当方式通知派派思，故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之规定，对该裁决应拒绝承认和执行。
四、查明的简要事实
查明：2001年8月16日，海码路与派派思签订“PoPeyes'’开发协议和连锁协议，由海码路赋予派派思连锁经营的权利，派派思应向海码路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及开设店铺费用。协议还约定：协议依大韩民国法律解释；与协议相关的问题发生纠纷时可提交仲裁，仲裁员在韩国大韩商社仲裁委员会(The 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又译为大韩商事仲裁院)挑选，议长由大韩商社仲裁委员会选出。此外，协议中派派思预留的通知地址是：“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北方建材城11-3号，总经理王江龙”。协议履行过程中，海码路以派派思未按约定支付相关费用为由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请仲裁，大韩商事仲裁院于2004年10月22日作出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认定“向派派思送达仲裁申请书后，两次没有出席且未作任何答辩”，裁决：(1)派派思支付海码路人民币375342.14元和美金30000元，同时支付对该金额自2004年4月16日起至2004年10月22日止年利率为6％的利息和2004年10月23日起至清偿债务时止年利率20％的迟延利息； (2)确认派派思在与海码路缔结的2001年8月16日的开发合同及连锁合同上不享有权利；(3)仲裁费用由派派思负担。上述仲裁裁决已在大韩民国发生法律效力，且未被提请撤销。
另查明：大韩商事仲裁院分别于2004年7月19日、2004年10月27日通过敦豪快递(DHL)向派派思送达仲裁通知及裁决书，其快递运送单系以英文书写，发件人大韩商事仲裁院，收件人派派思，联系人王江龙，电话459-582-5666，地址是中国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友谊大街12号。但该地址不是派派思的营业地址。王江龙在异议申请书中承认收到了快递邮件，但因邮件中材料无中文译本，又不懂韩文，不知道是仲裁院的通知，未参加开庭。
此外，中国与大韩民国均已加入《纽约公约》。中国与大韩民国于2003年7月7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已于2004年2月29日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大韩民国仲裁法》认可投递方式送达，并以投递的当日视为被投递人已接收，仲裁当事人撤销裁决的申请应当在收到生效的裁决书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
五、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及理由
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认为，海码路与派派思之间的纠纷属于因契约性的商事法律关系引起的争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被申请人派派思在该院辖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及查明的事实，申请人海码路请求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符合立案受理条件。因被申请人派派思认为存在可能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情形，且该院依职权审查后，确认存在“未协议选定仲裁机构”以及“未按约定地址通知仲裁”的事实，属于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情形。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拟裁定不予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在中国境内的效力。
六、我院审查意见和理由
我院经审查认为：
1．中国及大韩民国均已加入《纽约公约》，因此，对于申请承认及执行大韩民国仲裁裁决的事项，应当适用该公约。根据《纽约公约》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海码路请求事项符合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条件，哈尔滨中级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2．哈尔滨中级法院所称“未协议选定仲裁机构”不能成为拒绝承认并执行本案仲裁裁决的理由。(1)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的精神，此问题应属当事人请求才予以审查的情形，而本案被申请人派派思提出的不应承认裁决的理由中，并未提及此问题，法院不应依职权审查。(2)本案涉及的开发协议及连锁协议中约定双方产生纠纷时“可提交仲裁，仲裁员在韩国大韩商社仲裁委员会挑选，议长由大韩商社仲裁委员会选出”，由此可见，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以及对仲裁机构的选择是明确的，不存在“未协议选定仲裁机构”的情形。
3．哈尔滨中级法院所称“未按约定地址通知仲裁”也不能成为拒绝承认并执行本案仲裁裁决的理由。(1)本案中被申请人派派思并没有以大韩商事仲裁院“未按约定地址通知仲裁”为由，请求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法院对此不应依职权审查。(2)此案涉及的仲裁事项适用大韩民国仲裁法，而大韩民国仲裁法认可投递送达的效力。由此，虽然大韩商事仲裁院通过敦豪快递(DHL)向派派思送达仲裁通知及裁决的地址与开发协议及连锁协议中预留的地址不同，但该快递并未被退回，而且，派派思法定代表人王江龙也承认收到过快递文件，只是因不懂韩文未予重视。因此，可以认定大韩商事仲裁院已向派派思通知仲裁。
4．关于此案是否存在拒绝承认并执行仲裁裁决情形的问题。
关于派派思提出的大韩商事仲裁院未按中韩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该裁决不能对其发生法律效力的答辩理由，我院认为，中韩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是针对两国之间有关司法领域内需要协助事项所做的规定，不应对仲裁事项产生效力。因此，派派思此项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拟不予采纳。
派派思还提出大韩商事仲裁院未按《纽约公约》对其以适当方式通知，对该裁决应拒绝承认和执行。对此，我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形成以下两种意见：
多数人意见认为，海码路与派派思双方协议已约定依大韩民国法律解释，并选择将争议的事项交由大韩商事仲裁院裁决，因此，仲裁程序应符合仲裁地大韩民国的法律规定。根据《韩国仲裁法》第23条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仲裁程序中使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没有上述的约定，仲裁庭应当决定该语言，否则应使用韩语。(2)除非另有特别约定，上述第一款所述的约定或决定应适用于当事人提交的任何书面文件、庭审中、仲裁庭的裁决书、决定或其他通讯中。 (3)仲裁庭如认为必要，可以命令当事人提交的任何书面证据附具第一款所述语言的翻译文本。”因本案双方的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所使用的语言，大韩商事仲裁院使用韩文通知派派思参加仲裁，并不违反《韩国仲裁法》的规定，该通知是适当的。派派思未参与仲裁，是其作为与韩国企业进行交往的商事主体未尽注意义务，对所送达的材料没有重视造成的。因此，本案不存在《纽约公约》第5条所列情形，对大韩商事仲裁院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应予承认和执行。
少数人意见认为，虽然本案争议的送达方式符合当事人双方选择的仲裁地大韩民国的法律规定，但如果该国法律与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应适用国际条约。大韩民国已加入《纽约公约》。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仲裁机关对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应以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纽约公约》中虽然没有详细指明“适当通知”的具体内容，但根据对“适当”及“通知”的文字含义、作用和目的的一般理解，“适当通知”至少应当是该“通知”及其内容能够为被通知人所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到的是通知、发出通知者的身份以及通知的内容，从而使被通知人能够判断、选择是否行使权利，进行申辩以及如何行使。本案中作为被通知人的派派思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法人，大韩商事仲裁院在向中国境内中国公民、法人送达有关通知、裁决等文书时，应当尊重中国的语言习惯，附送中文译本。派派思作为中国法人，在接到以英文书写的快递运送单以及没有中文文本的文件时，不可能一定知道也没有理由应当知道该快递系从何处发出、为何发出、系何内容，同时也没有义务必须知道上述文件内容。因此，大韩商事仲裁院在作出本案仲裁裁决过程中对派派思的通知是不适当的，此案存在拒绝承认并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派派思此项抗辩理由成立，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项 (乙)之规定，应当驳回申请人海码路的申请，拒绝承认和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第04113-0004号仲裁裁决。
鉴于以上两种意见分歧较大，特报请钧院审示。
任免驻外大使名单（1995年第5期公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驻外大使名单（1995年第5期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1995年6月3日
一、免去李肇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秦华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郗照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忠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潘占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姚培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张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潘占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齐国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严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尹玉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于武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杨一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郑阿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6月19日
一、免去李凤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卢秋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王荩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凤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7月11日
一、免去钱永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周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白寿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德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杨文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傅学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胡昌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吴克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任命杨克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美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税收国家的宪政逻辑
高军
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更名）副教授
“财政为庶政之母”，任何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均仰赖于健全的财政作为后盾。历史上，根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财产都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归为这类形态。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赢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均为采取税收国家形态。
以上三种形态的国家类型，体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所有权者国家控制一国范围内所有的人和财，其必然结果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企业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按计划安排生产，此时的社会为单位社会，个人仅仅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对国家处于高度依赖的状态，极端的结果就是“不听话者不得食”。税收国家实现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私有，经济自由，使人摆脱了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来源于“一战”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与财政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的一次著名的论战。面对“一战”后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葛德雪于1917年发表了《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为摆脱财务危机，国家必须从传统的依赖税收负担转向依赖营业收入，国家应有计划地进入私人经济领域。针对葛德雪的以上观点，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指出税收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密不可分，它们都存在于私人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国家财政支出越高，就越需要依赖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国家进入私人经济领域干预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
以上争论，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盈庭，难以率尔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熊彼特的观点为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主流。事实上，税收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形态，内涵极为丰富，德国公法学者Friauf曾深刻的指出，“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税收国家”。
税收国家的逻辑前提是，国家原则上不拥有资产，国家不自行从事营利活动，国家任务推行所需的经费，主要依赖税收来充实。国家的任务是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提供例如公路、桥梁、公正廉洁的司法、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经济事务、赢利事业则交由私人来进行，国家不与民争利。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私人部门的决策最富有创造力和效率，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必然比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可靠，这是基于人性的、无需论证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投资往往是和低效、贪污、浪费联系在一起的，且需要巨大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如果控制资源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发生行政垄断、扭曲市场的价格与资源配置机制，最终摧毁市场的悲剧性结果。
税收国家的逻辑内容则主要围绕税收的法理而展开。由于税收是以金钱作为给付标的，而且以量能平等负担为基础，与其它收入相比较，税收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可以降至最低，以金钱代替劳役的方式，国家可避免过度介入社会运作而保持中立。换言之，通过纳税，一方面使国民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同时使国民与国家之间产生距离，为法治国家创造条件，即人民得保有私经济自由领域，得以自行选定目标，自行求其实现，而得以扩展私人与社会的发展空间。这种人民义务的减少，正为宪法上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权利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为有限的、可计算的、有距离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税收国家的逻辑结果是：
首先，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私人产权。税收国家自身不从事私经济活动，而留由社会自由发展，人民对于国家仅负纳税义务，以换取对经济自由与营业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之所以负担纳税义务，其前提即在于国家对私有财产予以宪法之保障。因此，一方面纳税人对国家在负担了纳税义务之外，原则上不再负担其他强制性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法征税，且征税所依之法必须是由公众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即所谓的“无代表，无税收”，而且该税法的内容必须合乎宪法，政府无权通过行政立法来对民众征税，因为道理很简单，由政府来决定征税事宜，从自利的角度必然是税越多越好。此外，国家征税必须有度，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即必须遵守“税源保持原则”， 纳税是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限制而非剥夺，立法者仅得依据宪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但不得制定具有扼杀性效果的税法，一旦超越此界限，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必然减退，甚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纳税人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税收的源泉与基础势必枯竭、毁灭。
其次，必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就是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就是税款的使用支出，国家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征税和用税进行的。税收国家的政府财政高度依赖于税收，财政奉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政府施政不以财政赢余为目标，政府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政府征税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必须向公众提供公共福利，税收必须真正地“用之于民”，税收作为人民与政府社会契约的对价而存在，政府必须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来换取纳税人的纳税支持。因此，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在纳税问题上，是否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等税收核心要素的决定和变动等等，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必须经过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议会来决定。而征税与用税则为一体之两面，“税收法定”与“用税法定”二者并行不悖不可偏废。事实上，正是围绕着财政税收制度，西方法治先进诸国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以民选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会为核心，以法案表决和预算监督为主要手段的公民授权、监督机制以及运行办法。
其实，判断税收国家的方法很简单，第一，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中立的，包括经济上不参与市场竞争，不干预微观市场，司法上独立等等。第二，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穷政府”，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均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听命与服务于纳税人，政府施政不追求赢余，政府不会为税收“超额征收”及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第三，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税收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税收国家纳税人真正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因此不可能发生政府官员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纳税人血汗的情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多元产权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已占据核心地位（近年来，从数字上看历年均占90%以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前的企业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但实际上，与税收国家所采取的私经济体制不同的是，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我国实际上是一种兼具税收国家与企业国家特征的一种混合形态）。季卫东教授曾指出，“既然国家承认了私有制，那么其主要职能就变成对财产权和契约提供保障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公平地、以契约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出现并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各种制度安排。”但遗憾的是，我国离税收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1、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一种生产建设型政府，国有制与行政管制使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政府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法律，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我们搞市场经济二十多年，但本质上仍然是权力经济，这从前段时间广东某市市长激吻发改委批文的有关报道中可以窥见。事实上，从终极意义上来看，通过政府投资、国有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饮鸩止渴，既不可持续，又阻碍了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且造成通货膨胀，政府主导投资直接的恶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政府巨额投资必然带来低效甚至无效、贪污、浪费。近年来，每一次政府出台刺激措施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目前民间创业的制度成本过高、制度障碍严重、经营困难，但国有企业却大规模扩张（例如，中粮集团在房地产业的扩张、山西省政府通过一纸政令推行“煤矿重组”，将民营煤矿经营权收归国有等等），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垄断大企业，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好现象，事实上这些企业不但低效而高价，还破坏了社会公正，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以公有制意识形态来做掩护以维护其垄断利益，阻挠市场化改革。另外，这种“藏富于官”而非藏富于民的结果是，民间特别是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低下，扩大内需缺乏后劲。事实上，当前我国GDP保持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推动，GDP虽得到增长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有所下降。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序上是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倒退危险的信号。
2、财政收入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与西方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税收不同的是，我国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非税收入，其数目几乎相当于正式的税收收入，这些非税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游离于预算甚至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表现之一为土地财政，1994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实践证明并不符合央地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中央政府则反之。税收国家解决央地财政关系的办法在于，税收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国家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中的创新力，纳税人源源不断的纳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的来源。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公共服务，双方各有法定的、稳定的税源来支持，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由中央通过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以期实现全国范围内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反观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数额庞大，但至今尚未实现法制化，“跑部钱进”现象严重。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中央政府默许地方卖地，我国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体制事实上造成了土地产权真正所有者的缺位，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交易市场而纷纷逐利，某种意义上都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各地政府热衷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新农村建设往往演变为“强迫农民上楼”。强制征地、拆迁造成的后果严重，一是形成了高房价，绑架了经济、绑架了人民的幸福；二是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土地战场”，官民对立现象较为突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极端事件频发不止，造成民心疏离、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三是这种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经济危机风险。表现之二为除税收外，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罚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出卖违法权，实践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现象并不鲜见，前不久沈阳有关部门大肆对经营者罚款导致大量商铺关门即为适例。
3、纳税人尚未实现对征税与用税的控制。首先，我国税收法律化程度低。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税率等税收实质性要素的制订和修改权往往掌握在财税部门手里，例如2007年财政部突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导致股市风云突变。其次，政府用税未实现法治化。虽然广大纳税人对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权力自肥”、贪污浪费等现象深恶痛绝，但由于知情权、监督权的缺乏，目前尚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扼制。
结语：
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已充分证实了法治必然建立在税收国家之上。虽然，我国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既然我国宪法已明文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权、财产权保障等普世价值，如何选择实现这些宪法价值目标的路径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诚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应当让位于民主的细节与具体的法治，税收国家逻辑中的政府中立、不干预微观经济、尊重私人财产权、纳税人为王等内容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发表于民革中央刊物《团结》2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