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全市重点区域实施封山禁牧发展舍饲养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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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侵权行为概述

　　医疗侵权行为是发生在医疗领域的侵权损害行为，是指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因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故意或过失，对患者生命和健康造成损害的行为。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同时期，对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存在差异：一是《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医疗侵权行为的主要类型有医疗过错和医疗事故，另外还存在医疗产品损害。这种分类方式完全割裂了医疗侵权损害制度的完整性，使本属于同一类型的行为之间相互排斥，彼此对立，形成了多个“双轨制”的二元化医疗损害的处理模式，致使司法审判秩序混乱，医患关系紧张；二是《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医疗侵权行为：医疗技术损害行为、违反医疗伦理义务的行为和医疗产品损害行为。根据不同的医疗侵权行为，合理科学的配置归责原则，是医疗损害立法的一种潮流。笔者将根据不同时期医疗损害行为的类型，对该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进行探讨。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及归责原则

　　（一）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前，医疗侵权行为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范中。在司法实践中，医疗侵权行为被分为以下几类：医疗过错、医疗事故和医疗产品损害。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由于司法实践中将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予以刻意的区分，使二者逐渐成为两个对立的行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和归责原则。事实上，从二者的行为构成来看，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并无严格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基于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结果，而二者区别只是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中。医疗过错是规定在《民法通则》中，而医疗事故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产品责任并没有专门立法，而是作为产品责任由《民法通则》予以调整。

　　（二）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1.医疗过错导致的损害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前，由于对医疗侵权行为未进行统一立法，各个法律规范对医疗侵权行为的规定不同。医疗侵权行为最先被规定在《民法通则》之中，《民法通则》将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虽然没有对医疗侵权行为进行专门规定，但根据民法原理，医疗侵权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此时的医疗侵权行为在诉讼实践中即被称为“医疗过错”。按照具体的损害结果，根据医方的过错程度，并合理考虑医疗技术本身的风险及个体差异，使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2.医疗事故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构成医疗事故，主观上必须具有过失。

　　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违反诊疗常规，过失引起的损害。相较于医疗过错的归责方式，医疗事故的的归责更严格，承担的举证责任更重，这是基于“违法在先”的理论，即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损害结果，仍然不遵守医疗诊疗常规，造成损害后果。

　　3.医疗产品损害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医疗产品损害是指由于医疗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患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医疗产品致损责任作为产品责任的一类，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2条的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情形属于特殊侵权，应当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三、《侵权责任法》中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及归责原则

　　（一）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为了改变二元化的医疗损害行为的法律适用的状况，建立统一的一元化结构的医疗侵权损害行为制度，解决法律适用矛盾，缓解医患双方冲突，公平、有效地处理患者利益、医方利益和全体患者利益的平衡，防止防御性医疗行为，调动医疗机构和义务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侵权行为进行了统一归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医疗损害行为制度，将医疗侵权行为规定在一部法律规范之中，适用同一的法律标准，并在此基础之上，将医疗侵权行为分为三类：医疗技术损害行为、违反医疗伦理行为和医疗产品损害。医疗技术损害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未尽到医疗技术的高度注意医务，过失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医疗伦理是指医疗良知和医疗道德义务，违反医疗伦理的行为即是违反医疗良知和医疗道德义务的行为。违反医疗伦理行为包括违反资讯告知义务的行为、违反知情同意的行为和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其中违反资讯告知是医方在进行诊疗活动中未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充分告知和说明，导致没有尽到医疗伦理上的注意义务；违反知情同意是医方在采取相应的诊疗手段或措施时，没有对患者进行告知并取得其同意，而侵害其知情同意权和自我决定权；保密义务是指医方基于特殊的地位，掌握了患者的病情、病史和个人基本信息，对这些信息医方负有保密义务；医疗产品损害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使用存在缺陷的药品、消毒制剂、医疗器械及输入不合格的血液、血液制品等医疗产品，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

　　（二）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1.医疗技术损害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区分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是医方是否尽到了在当时医疗水平条件下的高度注意义务。医疗技术损害结果是由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导致的，说明医方对损害的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而《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四条对过错医疗行为进行了规定，从条文的内容来看，对医疗技术损害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医疗技术损害适用过错原则确定侵权责任，应当具备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诊疗行为、损害结果、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由患者举证。但存在例外情况，《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患者损害的，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2.违反医疗伦理损害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违反医疗伦理行为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明知或应知自身的行为违反医疗伦理，过失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损害的行为。根据“违法在先”理论，医方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医疗伦理义务，仍然不遵守医疗伦理义务造成损害，其虽然是过失，但恶性程度更高，存在这种情况时，应直接推定医方存在过错，除非医疗机构能够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没有过失，否则就应承担违反医疗伦理造成的损害。

　　3.医疗产品损害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医疗产品作为一种产品，当然的适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即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主张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主张赔偿责任。医疗产品缺陷不是医疗机构造成的，而医疗机构需承担责任的原因：一是医方作为专业的机构，对医疗产品的质量识别承担较其他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二是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不容损害的，造成损害，不管是否存在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除《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三类医疗侵权行为之外，尚存在一种医疗损害即因医学科学水平的限制无法预见所造成的医疗损害。对于此种情形下，学界有些学者认为应当采用无过错原则。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假释和提前假释如何适用问题的函复

1963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3）刑文字第30号函询问的有关提前释放和假释问题，经研究后，现将我们的意见函告如下：
一、提前释放在刑法草案未试行前仍可适用。但今后在掌握上，只适用于复查案件中某些原判认定事实和性质不错，但量刑过重而又不必改判的罪犯。对于提前释放的罪犯，原判刑期应认为已执行完毕，释放后如果再犯新罪，应按新罪判处并予执行，不再执行原来没有执行的刑期。提前释放的批准权限，可参照1957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劳动改造犯人减刑、假释的批准问题的联合通知的规定，由高级人民法院或有权批准减刑、假释的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裁定。
二、假释一般适用于已执行原判有期徒刑的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劳改中表现好，符合劳动改造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罪犯。罪犯假释后，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即为假释考验期。在假释考验期内，如果没有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如果只是一般的表现不好。群众有意见的，应当加强监督，不必因此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没有执行的刑罚；如果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由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撤销假释，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按照数罪并罚的量刑办法决定执行的刑罚，即：后罪应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即执行死刑或无期徒刑，后罪应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两个刑期中的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不能超过二十年。
三、假释犯人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的，由罪犯所犯新罪所在地的公、检、法三机关根据新罪的性质按既定的分工办法予以受理。这类案件中，由法院直接受理的，如果在审理过程中确有必要对被告人进行逮捕时，仍应按照党内关于捕人批准权限的规定，履行批捕手续，然后依法逮捕。
以上意见，请你们研究，并请与公安、检察部门联系，取得一致认识，以便于执行。

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假释和提前假释如何适用问题的请示 （63）刑文字第3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有些基层人民法院要求我们解释关于假释和提前释放的适用及有关问题，经我们研究后，有如下意见：
关于假释和提前释放的含义问题。刑法草案（草稿）和劳改条例第六十八条中均有“假释”而无“提前释放”的规定，而中央公安部1962年12月4日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工作细则（试用草案）第四十九条则规定：“犯人在改造期间，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可以减刑、假释或提前释放”。我区各地在审判实践中对“假释”“提前释放”的理解和使用上都不够一致。我们的理解是：犯罪分子获得提前释放后，未执行的刑期不对罪犯具有约束力，而假释后未执行的刑期则对罪犯有约束力，即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期限以内，如果没有再犯应当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群众意见又不大的，不再执行原判未执行的刑罚。群众意见很大的，应当撤销假释，执行没有执行的刑罚；如果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应当把没有执行的刑罚和新罪所处的刑罚合并执行。在假释期外重犯新罪的，按新罪处刑，不再执行假释期内没有执行的刑罚。对提前释放后犯有新罪的，不论提前多长时间释放，也不管释放多久时间犯了新罪，都只按新罪处刑，不再执行过去实际没有执行的刑期。
对于提前释放和假释两种措施是否应作如下统一规定：
一、反革命罪犯在执行刑期三分之二以上，普通刑事犯在执行刑期二分之一以上才可以有条件获得提前释放或假释。
二、假释后再犯新罪，由法院根据新犯罪行作出判决，不能作为加刑案件处理。
三、犯人在假释期间，如果没有再犯应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只因表现不好，需要撤销假释执行原判没有执行的刑罚的，可以不必办理逮捕手续，经院长批准或审判委员会决定即可裁决；如果另犯应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最好经检察机关起诉（但亦可不必办理逮捕手续）。对假释或提前释放后犯新罪的，应由新犯罪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处理。
以上意见，是否正确，请予指示，以便转达所属法院遵照执行。
196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