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决定

上一篇: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春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
下一篇: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交通厅关于福建沙溪口水电厂船闸通航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0 年 第 6 号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4月12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6月10日起施行。
　　　　　　　　　　　　　　　　　　　　　　　　　　主　席 　吴定富
　　　　　　　　　　　　　　　　　　　　　　　　　　　　二○一○年五月四日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是指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外资股东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占公司注册资本不足25%的保险公司。
　　第三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保险公司股权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投资入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条　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出资或者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20%。
　　中国保监会根据坚持战略投资、优化治理结构、避免同业竞争、维护稳健发展的原则，对于满足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主要股东，经批准，其持股比例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五条　两个以上的保险公司受同一机构控制或者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保险业务，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保险公司的股东应当用货币出资，不得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保险公司股东的出资，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证明。
　　第七条　股东应当以来源合法的自有资金向保险公司投资，不得用银行贷款及其他形式的非自有资金向保险公司投资。
　　第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以中国保监会核准的文件和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文件为依据，对股东进行登记，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保险公司应当确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件所载有关股东的内容与其实际情况一致。
　　第十条　股东应当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更情况，并就其与保险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的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关联关系向保险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将公司股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更情况和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的利益。
　　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严重损害保险公司利益，危及公司偿付能力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在按照要求改正前，中国保监会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其转让所持的保险公司股权。

第二节　股东资格

　　第十二条　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应当为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境外金融机构，但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上市保险公司股票的除外。
　　中国保监会对投资入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境内企业法人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财务状况良好稳定，且有盈利；
　　（二）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三）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四）投资人为金融机构的，应当符合相应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
　　（五）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境外金融机构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财务状况良好稳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二）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亿美元；
　　（三）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三年对其长期信用评级为A级以上；
　　（四）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符合所在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
　　（六）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持有保险公司股权15%以上，或者不足15%但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该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持续出资能力，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二）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三）信誉良好，在本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第三章　股权变更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变更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以上的股东，或者变更持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十七条　投资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持有上市保险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以上，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5日内，由保险公司报中国保监会批准。中国保监会有权要求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资格条件的投资人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变更出资或者持股比例不足注册资本5%的股东，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后的15日内，就股权变更报中国保监会备案，上市保险公司除外。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股权转让获中国保监会批准或者向中国保监会备案后3个月内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中国保监会书面报告。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上市后再融资的，应当取得中国保监会的监管意见。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上市后再融资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治理结构完善；
　　（二）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内控体系健全，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
　　（四）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自知悉其股东发生以下情况之日起15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书面报告：
　　（一）所持保险公司股权被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或者被强制执行；
　　（二）质押或者解质押所持有的保险公司股权；
　　（三）变更名称；
　　（四）发生合并、分立；
　　（五）解散、破产、关闭、被接管；
　　（六）其他可能导致所持保险公司股权发生变化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股权采取拍卖方式进行处分的，保险公司应当于拍卖前向拍卖人告知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投资人通过拍卖竞得保险公司股权的，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报中国保监会批准或者备案。
　　第二十四条　股东质押其持有的保险公司股权，应当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且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和保险公司的利益。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股权质押和解质押的管理，在股东名册上记载质押相关信息，并及时协助股东向有关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公司股权质权人受让保险公司股权，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报中国保监会批准或者备案。

第四章　材料申报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八条　申请设立保险公司，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投资人的以下材料：
　　（一）投资人的基本情况，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组织管理架构、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投资资金来源、对外投资、自身及关联机构投资入股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二）投资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投资人为境外金融机构或者主要股东的，应当提交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三）投资人最近三年的纳税证明和由征信机构出具的投资人征信记录；
　　（四）投资人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与保险公司其他投资人之间关联关系的情况说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应当提交无关联关系情况的声明；
　　（五）投资人的出资协议书或者股份认购协议书及投资人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其投资的证明材料，有主管机构的，还需提交主管机构同意其投资的证明材料；
　　（六）投资人为金融机构的，应当提交审慎监管指标报告和所在地金融监管机构出具的监管意见；
　　（七）投资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声明；
　　（八）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后的股权结构；
　　（四）验资报告和股东出资或者减资证明；
　　（五）退出股东的名称、基本情况及减资金额；
　　（六）新增股东应当提交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条　股东转让保险公司的股权，受让方出资或者持股比例达到保险公司注册资本5%以上的，保险公司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但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上市保险公司股票的除外。
　　受让方为新增股东的，还应当提交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第三十一条　股东转让保险公司的股权，受让方出资或者持股比例不足保险公司注册资本5%的，保险公司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股权转让报告和股权转让协议，但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上市保险公司股票的除外。
　　受让方为新增股东的，还应当提交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上市后再融资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上市后再融资的决议，以及授权董事会处理有关事宜的决议；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上市后再融资的方案；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上市后再融资以后的股权结构；
　　（四）偿付能力与公司治理状况说明；
　　（五）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说明；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全部外资股东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占公司注册资本25%以上的，适用外资保险公司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管理适用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保险公司违反本办法，擅自增（减）注册资本、变更股东、调整股权结构的，由中国保监会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6月10日起施行。中国保监会2000年4月1日颁布的《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暂行规定》（保监发〔2000〕49号）以及2001年6月19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中资保险公司吸收外资参股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01〕126号）同时废止。


　　刑事和解制度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它是一种司法理念的改革创新，刑事和解制度在节约司法成本、实现社会秩序的修复、兼顾犯罪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刑事和解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则将隐含着制度性的风险。
　（一）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从而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
　　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上的价值目标是感化加害者，促进和谐构建，实现此目标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损害赔偿。能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被害人能否同意和解的关键。然而实践中，和解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加害者的经济赔偿能力，使得该制度带有“以钱买刑”的倾向，从而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拥有财富的人伤害他人，可能因为能够较充分地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而避免刑罚处罚；另一方面，穷困之人伤害他人，因为没钱，可能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能使被害人得到金钱上的补偿和抚慰，导致无法和解，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很显然刑事和解的实际运作结果在加害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相似的刑事案件，加害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其所受的法律制裁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定罪的不均衡，使国民形成不公平感。因此，如果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和解将会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尤其在当前存在一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问题将更为突出。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来实现刑事和解的实质平等，否则刑事和解很容易被认为是倾向于富人的一种制度—花钱买刑制度。
（二）刑事和解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
　　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框架下，司法的不公平适用、程序约束司法官员的乏力、控辩双方对抗能力的严重失衡、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干预司法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法律外力量染指司法的有力途径以及案件当事人与司法官员进行不正当利益交换的便捷利器，也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如果正义能够为金钱所购买，那么这种正义就是一种非正义。虽然刑事和解表面上能使当事人双方达到妥协，司法实践也有一定效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有能力以金钱“消化”罪行的加害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并非每个加害人都能承受，更何况，以金钱疏通关节进而曲解法律、颠覆正义，已成为司法腐败的常见轨迹，大批缺乏金钱能力的人们，也因此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制度的敌视。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为全社会诟病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如不能做到规范适用，该制度恐怕会成为司法不公的新“增长点”。
　 （三）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对赔偿结果过分倚重，导致程序出现异化的倾向。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刑事和解的方式通常仅仅是一次性经济赔偿，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许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都急需得到赔偿，尤其是导致重伤害的案件中，对于被害人而言，金钱的赔偿是较为重要的。在当下国家补偿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犯罪人的赔偿成为刑事和解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一些被害人因没有得到犯罪人的赔偿而引发悲剧。
　　以经济赔偿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和解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刑事和解程序的开展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的有效沟通和达成赔偿协议为核心环节，被害人可以讲述自己因犯罪行为导致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加害人也可以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双方进而可以更加具体、全面地认识到犯罪相关的各种事实，最终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和积极赔偿能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目前主流刑事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执行难”问题，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可以使加害人获得非罪化、非刑罚化或者轻缓化的犯罪处理结果。但是，从目前刑事和解的实践现状来看，尤其是由于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较少采用非羁押措施，难以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当面协商，因此实际上通过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对赔偿问题的过分重视使得刑事和解程序从理论设计上的“悔罪-赔偿-谅解-从宽”的多重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赔偿-从宽（免责、减责）”的单一程序。同时，过于注重赔偿结果，而不考虑加害人的悔罪表现，也使得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处理结果背离了罪行均衡的刑法规定、抛弃了关于罪行均衡的基本理论，其突出表现于人民检察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提起公诉的决定性标准，人民法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裁量刑法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与刑事和解的主旨是相违背的，几乎没有考虑到加害人在犯罪后是否真诚地悔过，如何在刑事和解之后帮助、督促犯罪人认真悔过、重新回归社会。
　（四）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过度抬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强调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作为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局面得以改观，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过于注重被害人的地位和利益保护，忽视了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过度提高被害人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不仅应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也应关注罪犯悔罪、改过的情况。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和解制度不可能完全舍弃刑事司法机制的这一基本功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要努力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也要努力使得加害人建立起对社会不特定人的互惠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刑事和解不同于通常的刑事司法制度之外在于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机制的框架内着重强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与关系恢复。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制度非仅仅是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以被害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