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做好项目受理审批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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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要求商业秘密权的法律保护

王正志


商业秘密案件中，就商业秘密权是否存在，是否有侵权行为等等举证责任问题往往困扰着诉讼各方，包括法院。本文仅就如何举证确立商业秘密权作如下探讨。
首先，权利人应当“确权”，明确要求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权的范围。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起诉讼，提供证据证明该商业秘密的开发或形成过程；同时应当提供商业秘密的载体，固定其主张的商业秘密的范围或者秘密点，也就是说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明确请求保护的技术信息与公知公用信息的区别点。即应当明确所谓“所诉为何”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权利人仅把堆材料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并只笼统提出要求商业秘密保护,此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归纳出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不说明或不能说明,表明权利人没有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形式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不能转换到被告身上。
其次，权利人应当证明自己的该项权利“不为公众所知悉”。
1995年国家工商管理局在发布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将“不为公众所知悉”解释为“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不为公众所知悉”是一个消极事实，被控方否认或以公知抗辩的，由被控方对该信息属于公知信息承担举证责任, 权利人对此无须举证证明,如抗辩方否认或以公知技术(信息)抗辩的,应由抗辩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抗辩方能举证证明该技术(信息)是从公开、正当渠道获取的,说明抗辩方使用的是公知技术,不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问题。如果抗辩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的技术(信息)与权利人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同,亦不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问题。
再次，权利人应当证明自己权利的实用性及价值性。
实用性和价值性是商业秘密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从理论上讲，举证责任在权利人，权利人必须证明其主张的商业秘密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该项证据的实质是表明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具有确定性，是完整的可应用的方案，而不是大概的原理或抽象的概念。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般不提供这类证据，因为原被告双方在诉讼前已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包括使用、生产和销售，没有必要证明实用性和价值性的存在。
最后，权利人还应当提供采取了保密措施的证明。
权利人应当对其采取的保密措施承担举证责任。权利人必须证明采取了具体的保密措施，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在当时、当地特定的情况下是合理和恰当的。保密措施的证据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技术信息载体加强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二是通过规章或会议提出保密要求。三是对涉及技术秘密的场所和人员制定严格的保密制度。四是保密约定，即权利人与特定的对象订立保密合同，明确权利与义务。另外，保密措施还包括权利人采取的物质手段，比如将源代码或核心配方锁进保险柜里，加密码等等。通过采取这些防范措施，使第三人除非通过不正当手段，否则不能轻易获得该信息。
权利人如果履行了上述举证责任，法院一般根据“接触+相似”原则审查被告是否构成侵权。TRIPS协议第43条也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把足够支持自己权利主张的证据提供后，法院就有权责令被控侵权方来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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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后，显著改善了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权利保障。在大部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交强险承担了主要的赔偿责任，这种状况既有利于受害者权利的及时实现，同时也减轻了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此类案件审理数量的增加，审判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法律适用上的难点和争议。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是否法定免责条款，理论和实践中就有较大争议。
　　　　对该条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其中“财产损失”一词含义的理解上。一种意见认为，对该条中财产损失的理解应做广义解释，包括受害人因医疗费用、死亡伤残所造成的损失。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做狭义解释，该条中的财产损失仅指事故造成财物损坏导致的损失，而不包括医疗费用及死亡伤残所造成的损失。广义论者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及最高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复函。广义论者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中的财产损失就是做广义理解的，而复函则明确答复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的财产损失应做广义理解。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其对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财产损失的理解脱离了该条例自身的语境。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含义，而交强险条例本身对财产损失的含义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在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可以看到，在交强险条例中财产损失赔偿和死亡伤残赔偿、医疗费用赔偿是并列的概念，财产损失并不包含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损失。而饱受诟病的最高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复函，仅是最高法院立案庭对下级做出的答复，其本身并不能作为判决适用的依据，因为其并没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
　　　　从以上分析可知，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并不是法定的免责条款，该条款仅仅针对保险公司承担的对抢救费用的垫付义务赋予了保险公司追偿权，保险公司以此条款作为其免责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
　　　　从立法目的来看，交强险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害的“第三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基本保障。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四种情况是加害人的过错，受害人对此则并没有过错。如果因为加害人的过错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失去保障显然是不合理的，对受害人的保障不应受到加害人过错与否的影响。因此，从法理上讲，将该条款作为法定免责条款也是不成立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保监会制定的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与交强险条例的表述并不一致。与交强险条例对此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述不同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明确表述为，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被盗抢期间以及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况下，除了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垫付之外，“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交强险合同第九条的表述并不存在歧义，它明确地表明了其免责条款的性质。但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确，交强险条例并没有把无证驾驶等四种情形列为保险公司的免责范围，因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超出法定范围自行创制的免责条款的效力是值得商榷的。交强险作为强制保险，其免责范围应当是法定的，以合同条款“约定”形式设立的免责条款应属无效，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不宜以此“约定”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依据。
　　　　退一步讲，即使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所以不宜认定该约定的免责条款无效，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保险公司签订交强险合同时未对此条款做出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赔偿义务。当前各保险公司在销售交强险时，经常不对其中约定的免责条款做出充分说明，甚至有时连书面保险合同都没有，而在事故后理赔时则以交强险合同条款所有司机都应当知道，且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是法定免责条款为由拒绝理赔。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有种观点认为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性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对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免赔不需要特别告知投保人，不能以保险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作为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的理由。对此，早有人指出该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性和保险公司在此情况下免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性众所周知推论出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免责也是众所周知。因此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该征求意见稿经过多次修订，仍未形成一致意见并最终发布，但从中可以看到，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已经形成了共识。我们期待该司法解释能够早日发布，统一审判实践中的认识，避免因各地判决不一致而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