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环保局拟定的天津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领事条约
下一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效挂钩企业工资税前扣除口径问题的通知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法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５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河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的贯彻实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民，是指户籍为农业户口的公民。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和依照第一条所列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劳务以及依照法定程序批准的费用。除此以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举报。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监督管理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罚款、设立基金、募捐、摊派等情况进行检查。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协助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贯彻实施本办法。
　　第七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
　　（二）检查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
　　（三）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
　　（四）审议村提留、乡（镇）统筹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提取、管理和使用情况；
　　（五）检查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各种基金、发放的牌照、证件、簿册、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服务性收费等社会负担项目的合法性；
　　（六）受理有关农民负担问题的举报和申诉；
　　（七）调查处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案件；
　　（八）建议撤销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和项目。
　　第八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内容：
　　（一）本市所辖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项目是否合法
　　（二）农民个人每年直接缴纳的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的总额，是否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以乡、镇为单位计算）的百分之五，其中乡（镇）统筹费是否超过总额的二分之一；
　　（三）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实行统算统收、定项限额、预决算审批、定期公布、农民负担明白卡等制度的实行情况；乡（镇）统筹费由乡（镇）农经站一本帐统收统支，村提留由乡（镇）农经站监督管理专款专用的执行情况；
　　（四）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涉及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设立基金、发放牌照、证件、簿册、发行有价证券、报刊书籍、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是否符合《河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六）农用水费、农村电费是否符合《河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七）对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罚款或没收财物，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八）国家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所需经费有无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摊派；
　　（九）在乡（镇）建立机构配备人员，所需经费有无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摊派；
　　（十）企、事业单位面向农村服务性收费是否合法；
　　（十一）惠农政策是否落实；
　　（十二）其它应予监督的事项。
　　第九条　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村提留、乡（镇）统筹费的提取、使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第十条　县（市）、区须在每年五月底前将上年度农民负担的决算情况、本年度预算方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备案。
　　第十一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受理下列案件：
　　（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直接检查发现的；
　　（二）群众举报、申诉的；
　　（三）上级主管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
　　（四）新闻单位披露、经查证属实的；
　　（五）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移送和下一级有关部门上报的；
　　（六）违法单位或个人自查自报的；
　　（七）依法应予复议的；
　　（八）其他应当受理的。
　　第十二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受理案件，按《石家庄市行政执法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使用的执法文书，由石家庄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制作。
　　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后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退回多收资金或财物，对其单位处以非法所得款额一倍的处罚；对主要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处以二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提请监察机关或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预算方案未按《河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规定的程序通过，即向农民收取村提留或乡（镇）统筹费的；
　　（二）擅自扩大乡（镇）统筹费提取比例的；
　　（三）擅自扩大农民劳务负担或强制农民以资代劳的；
　　（四）向农民收取的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
　　（五）在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内另立项目或扩大使用范围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后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退回多收资金或财物，赔偿损失，并处以非法所得款额二倍的处罚；对主要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处以三百元至六百元的罚款，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提请监察机关或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二）强迫农民接收有偿服务，加重农民负担的；
　　（三）违反自愿原则，向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募捐或要求赞助的；
　　（四）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摊派在乡（镇）设立机构或者配备人员所需费用的；
　　（五）擅自增加农产品定购任务或克扣、截留粮、棉、油预购定金和平价供应农用物资的；
　　（六）未经合法程序批准擅自向农民收取牌照、证件工本费的；
　　（七）擅自提高农用水费、农村电费标准及加收其他费用的；
　　（八）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向农民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的；
　　（九）在收购农产品时压级压价或擅自代扣其他款项的；
　　（十）对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范围、超标准收税的；
　　（十一）未经法定程序批准，在农村集资、设立基金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的，由行政监察机关处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侮辱、威胁、殴打依法执行职务人员的；
　　（二）对抵制、检举、控告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三）贪污、盗窃、挪用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的；
　　（四）因非法加重农民负担而酿成恶性事件的；
　　（五）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的。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二个月之内复议完毕，并制作复议决定书；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本市原有涉及农民负担的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犯罪类型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