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闽工商经字（１９９５）第９２号请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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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闽工商经字（１９９５）第９２号请示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闽工商经字（1995）第92号请示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郊区分局查处福州闽盛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冒牌进口摩托车一案有关问题的请示》（闽工商经字〔1995〕第92号）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广东省汕尾市新活力总公司倒卖进口旧件翻新摩托车、福州闽盛贸易有限公司倒卖冒牌摩托车的行为，分别违反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有关条款，汕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郊区分局依法对上述行为进行处罚，其处罚是分别针对两个独立的违法构成实
施的处罚。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是指，对一个违法行为不能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对其作出两次以上的处罚，并非意味着对一个违法行为无论其是否触犯多个法律规定，只能依据其中之一的法律规定处罚一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罚没物品中的违禁品和假冒商品，应交由专管部门处理，不得
使其流入市场。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郊区分局对已发现的在市场上流通的假冒商品若不予以制止，假冒行为势必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使有关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不符合我国法制的要求。因此，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郊区分局对福州闽盛贸易有限公司倒卖冒牌进口摩
托车一案的处理是正确的，不属重复处理。
1995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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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蒙冤之后是晴天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为笔者在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稿，后被《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以封面特稿刊于2003年7期
家族企业并非落后形态！
家族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蒙冤”最多的经济形式。受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家族企业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甚至断言家族企业必将消失。一提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把家族企业作为“典型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实际上，作为最古老的产业组织之一，家族企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正在“返老还童”，重新焕发活力，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有经济，据估算，规模在２０万亿人民币。中国民有企业开始进入经济“禁地”，如金融、能源、矿产、公用事业、专用化学品等，并成为行业领袖。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有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
如果认为国内的家族企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到世界范围内。在全球５００强最近一次的排名榜中，有１７５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我们不妨看看家族企业占ＧＤＰ总数的比例：韩国４８．２％；中国台湾６１．６％；马来西亚６７．２％；菲律宾和印尼，最大的十个家族体现本国市值的一半；中国香港，五个最大家族体现了２６％的市价总值；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十大家族体现市价总值的１／４；在现代企业制度最完备的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７８％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全美ＧＤＰ的５０％。
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FamilyBusiness）在其2003年第一期上公布了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的排行榜。其中，中国人熟知的沃尔玛、福特、三星荣登三甲。这200家企业共来自27个国家，其中美国占了99席。此次排名对家族企业的含义规定很广：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及管理方式，只要是某个家族在这一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可参加排名。所以最终的排行榜中包括上市公司、私营公司、集团公司、控股公司等多种组成形式。许多公司在其所在的行业中，甚至在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家族企业中，许多并非完全意义上由某个家族统治，而是靠多数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例如在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和排名第二的福特，Walton家族和Ford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而在控制着7-Eleven便利店73%股权的排名第21位的日本Ito-Yokado公司中，伊藤家族仅拥有15%的份额。
美国公司治理对策：家族企业成为首选
美国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企业制度典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制度文明” 的表率。家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家族企业支撑起了美国经济繁荣”，你或许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大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一直是家族企业；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经济时代”（又称“知识经济时代”），美国诞生了大批所谓的“最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老布什时期，家族企业开始备受批判，认为它是“过时的老爷车”，不适宜行驶在新经济的宽阔大道上。克林顿的8年当政期间，美国家族企业进一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更先进的知识经济企业”。
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家族企业的衰落应该标志着更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普及，应该推动经济的更大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美国经济于21世纪的开元之年跌入了低谷，主要原因不是“9·11”恐怖事件，而是美国的“更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出了严重问题，发生了安然之类的一连串公司丑闻危机，美国的“制度文明”不再是神话和真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一番考证，经济学家蓦然发现——曾被大力批判的家族企业才是完善的、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态！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8月4日颁行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回归家族化，重新重视家族企业的作用。
安然等公司丑闻的症结在于：所有权过于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着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理层就会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谋取不当私利。这就是“经理层操纵”。
家族企业由于由某个（或多个）家族控制着足够有效的股权，在“关心切身利益”的激励下，家族成员就会尽心尽力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监督，减少“经理层操纵”所带来的公司腐败。
西方“两权合一”浪潮：家族企业备受青睐
就在我国国企改革大力提倡“两权分离”并认为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经验”时，西方却兴起了“两权合一”的浪潮，家族企业因此而备受青睐。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家族企业以其明显的优势特点，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织形态。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刘大洪指出，在家族企业里，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主力是家族企业
中国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是上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企业将让位于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已经把“国有股减持”、“国退民进”、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作为明确的战略提出来，且已经切实实施相应措施。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如果把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名国有实民营”企业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力量已接近国有经济！而且，在接下来的深化改革过程里，中央决心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进一步贯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真正与国际接轨，建立起“人民主导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最迅速、最健康的当数温州，我们不妨以其为例，来剖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必然性。在温州，不仅个人业主制企业完全属于家族企业，连股份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大多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制是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作用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在转型期中，民企很难通过外部其他途径获取资本，家族成员是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温州奇迹的很大原因在于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他们通过家族关系链流动、迁移、聚集，家族网络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州人往往从族人那里学习经营经验，这种血缘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网络是产业扩散的重要渠道。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度社会难以造就非血亲的民营企业。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特殊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员为家族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家族企业能够极大地降低内部监督成本。
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
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里，家族企业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人资本界著名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在华人企业里，即使是跨国大公司，也一直以家族制为主导。这绝非偶然，其背后是独特的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其存在是必然的、长期的。
中国人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这既不利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也不利于家族企业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信任和重用。有个笑话，说心理学家随机挑选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对他们进行催眠，然后问他们对待富人的态度，让他们说出真话。美国人说：“我敬佩富人，我也想成为富人。我想为富人工作，以得到丰厚的薪水。”中国人则说：“我嫉妒富人，眼都红了。我想劫富济贫。”在这种明显的“仇富”心理支配下，中国民营经济的所有者不敢、不愿去重用外来人才，因为他不能保证“外人”会不会暗中背叛他、算计他、甚至劫持他！这使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首选，因为家族成员不会产生上述风险。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在西方，人们以“在大公司工作”为荣；而在中国，即使在最大的、最好的公司里工作，也被视为“为别人打工，没前途”。中国人都想“自己当老板”，即使是一个小老板，也胜过为别人打工。这使中国一直难以形成正规的、繁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目前的职业经理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而大大小小的、成功的不成功的、现实的做梦的老板却比老鼠还多。没有发达的职业经理市场，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称职的、恪守职业道德的外来人才，于是，不得不仍然倚靠家族成员，这也导致家族企业盛行。
社会信用监控体系不健全，加之我国长期以来漠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人们（尤其是“打工经理”）普遍产生一种“没出事时赶紧捞，出事之后撒腿跑”的短期心理及近视行为。民营经济的打工经理腐败事件经常发生，有关机关对待这种事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认为“反正又不是侵犯国家全民财产，富人损失一点无所谓”。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对私人财产的“公力保护”不力，也迫使民营经济干脆进行“私力救济”，实行家族制，由“自己人”控制着企业经营的日常过程，根绝“外来者”为祸的可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罪名概述
白静浦
罪名，顾名思义，罪之名也，即犯罪的名称，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具有表意的作用。对某种犯罪规定罪名并不能凭空臆造，它应该具备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罪状。罪名的确定是建立在罪状的基础上的。罪状是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要件的描述。因此，罪状相对而言是具体的，详明的，也就是直观的。罪名则不同，罪名用少量的文字来提炼罪状，尽可能的简练但不失准确性。它不是直观化的，容易使我们望文生义。由此可见，罪名实际上就是简化、概括、抽象后的罪状。在内容上，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或特征的描述，而罪名是对罪状的文字表述中的关键词的绝对中和，因此，罪名的最终归结点仍然是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罪名和罪状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推断，从罪名的文字组成上，我们就能确定这种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如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从文字上我们即可知道，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都为“挪用”，主要的不同在于犯罪的对象。前者是公款，后者则是资金。因此在法律上尤其在刑法中区分公款和资金的属性就能区别两种犯罪的客体性质。与对象对应的关系面是行为人，作为他的对象的公款和资金的法律属性中就包含着这种关系。对于一个非公务人员非法动用的国家所有的货币，就没有公款的法律属性，同样，对于一个本公司职工非法占用的他人或其他单位的货币，也没有资金的法律属性。如果罪名和罪状之间不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罪名就没有了区分功能。简单的从罪状到罪名的过程不是全部，关键还在于从罪名回归罪状。
如前所述，罪名和罪状在本质内容上没有差别，都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概括或描述。只是罪名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概括比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更简练。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从定义中可知，犯罪构成由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它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而犯罪构成要件是从个体上来讲的，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和条件。罪名就是对这些要件的排列组合——抽取最能够表明具体犯罪的行为特征的要件进行逻辑上的文字组合。由于犯罪构成在总体上分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在一般上分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在具体上，各罪又可能具有其他具体的要件，如时间、手段、地点、特定对象等。因此，在罪名的确定上，原则上各个要件都有成为罪名成分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同时，罪名本身也呈现出层次性，因为在哪个层次上选择要件直接决定着罪名的类。类罪名、种罪名以及具体罪名的分类就是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罪名在文字结构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根据犯罪客体层次的不同，可以将罪名分为类罪名、种罪名和具体罪名。犯罪客体按照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类罪名是某类犯罪的名称，它是对同类客体而言的，也就说犯罪侵害的客体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属于同一范围的。我国刑法按此将犯罪分为十大类，分别为（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罪；（9）、渎职罪；（10）、军人违反职责罪。具体罪名是各个具体犯罪的名称，犯罪侵害具体的直接客体就属于具体犯罪的范畴。刑法分则的每一条文至少可以确定出一个具体的罪名，有的还有好几个。《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规定了410余个具体罪名。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人犯了什么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种罪名是介于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下面有设了好几节，概括出好几个种罪名。就客体而言，种罪名中体现的客体不能认为是直接客体，而类似于同类客体，但范围又小于法定的同类客体。鉴于此，为了容易区分，就暂用“种客体”界定（理论上它仍旧是同类客体）。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依此确定的罪名分为选择罪名、单一罪名、概括罪名。确定这样的罪名是在具体的范围内选择罪名成分的，因此时间、地点、手段、方式、工具、特定对象的不同都可以使罪名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选择罪名上，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就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分解为拐卖妇女罪和拐卖儿童罪；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行为不同可以分解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还有就是根据对象加行为，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以分解成“5^3=15”种罪名。与此相比，单一罪名则显得简单，唯一的行为或者唯一的对象，可以说它是绝对确定的。而概括罪名则是，虽然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行为手段、方式以及利用不同的工具，但实质仍旧是一种概括的行为。因此概括罪名不能分解，在使用上也是唯一的。可见，这种分类法具有实践的特点，即具体案件具体适用。将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目的不仅仅在于分类本身，更主要的是分类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把握各罪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白静浦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为笔者在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稿，后被《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以封面特稿刊于2003年7期
家族企业并非落后形态！
家族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蒙冤”最多的经济形式。受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家族企业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甚至断言家族企业必将消失。一提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把家族企业作为“典型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实际上，作为最古老的产业组织之一，家族企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正在“返老还童”，重新焕发活力，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有经济，据估算，规模在２０万亿人民币。中国民有企业开始进入经济“禁地”，如金融、能源、矿产、公用事业、专用化学品等，并成为行业领袖。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有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
如果认为国内的家族企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到世界范围内。在全球５００强最近一次的排名榜中，有１７５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我们不妨看看家族企业占ＧＤＰ总数的比例：韩国４８．２％；中国台湾６１．６％；马来西亚６７．２％；菲律宾和印尼，最大的十个家族体现本国市值的一半；中国香港，五个最大家族体现了２６％的市价总值；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十大家族体现市价总值的１／４；在现代企业制度最完备的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７８％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全美ＧＤＰ的５０％。
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FamilyBusiness）在其2003年第一期上公布了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的排行榜。其中，中国人熟知的沃尔玛、福特、三星荣登三甲。这200家企业共来自27个国家，其中美国占了99席。此次排名对家族企业的含义规定很广：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及管理方式，只要是某个家族在这一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可参加排名。所以最终的排行榜中包括上市公司、私营公司、集团公司、控股公司等多种组成形式。许多公司在其所在的行业中，甚至在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家族企业中，许多并非完全意义上由某个家族统治，而是靠多数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例如在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和排名第二的福特，Walton家族和Ford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而在控制着7-Eleven便利店73%股权的排名第21位的日本Ito-Yokado公司中，伊藤家族仅拥有15%的份额。
美国公司治理对策：家族企业成为首选
美国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企业制度典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制度文明” 的表率。家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家族企业支撑起了美国经济繁荣”，你或许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大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一直是家族企业；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经济时代”（又称“知识经济时代”），美国诞生了大批所谓的“最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老布什时期，家族企业开始备受批判，认为它是“过时的老爷车”，不适宜行驶在新经济的宽阔大道上。克林顿的8年当政期间，美国家族企业进一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更先进的知识经济企业”。
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家族企业的衰落应该标志着更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普及，应该推动经济的更大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美国经济于21世纪的开元之年跌入了低谷，主要原因不是“9·11”恐怖事件，而是美国的“更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出了严重问题，发生了安然之类的一连串公司丑闻危机，美国的“制度文明”不再是神话和真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一番考证，经济学家蓦然发现——曾被大力批判的家族企业才是完善的、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态！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8月4日颁行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回归家族化，重新重视家族企业的作用。
安然等公司丑闻的症结在于：所有权过于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着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理层就会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谋取不当私利。这就是“经理层操纵”。
家族企业由于由某个（或多个）家族控制着足够有效的股权，在“关心切身利益”的激励下，家族成员就会尽心尽力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监督，减少“经理层操纵”所带来的公司腐败。
西方“两权合一”浪潮：家族企业备受青睐
就在我国国企改革大力提倡“两权分离”并认为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经验”时，西方却兴起了“两权合一”的浪潮，家族企业因此而备受青睐。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家族企业以其明显的优势特点，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织形态。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刘大洪指出，在家族企业里，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主力是家族企业
中国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是上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企业将让位于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已经把“国有股减持”、“国退民进”、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作为明确的战略提出来，且已经切实实施相应措施。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如果把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名国有实民营”企业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力量已接近国有经济！而且，在接下来的深化改革过程里，中央决心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进一步贯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真正与国际接轨，建立起“人民主导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最迅速、最健康的当数温州，我们不妨以其为例，来剖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必然性。在温州，不仅个人业主制企业完全属于家族企业，连股份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大多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制是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作用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在转型期中，民企很难通过外部其他途径获取资本，家族成员是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温州奇迹的很大原因在于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他们通过家族关系链流动、迁移、聚集，家族网络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州人往往从族人那里学习经营经验，这种血缘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网络是产业扩散的重要渠道。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度社会难以造就非血亲的民营企业。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特殊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员为家族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家族企业能够极大地降低内部监督成本。
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
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里，家族企业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人资本界著名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在华人企业里，即使是跨国大公司，也一直以家族制为主导。这绝非偶然，其背后是独特的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其存在是必然的、长期的。
中国人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这既不利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也不利于家族企业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信任和重用。有个笑话，说心理学家随机挑选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对他们进行催眠，然后问他们对待富人的态度，让他们说出真话。美国人说：“我敬佩富人，我也想成为富人。我想为富人工作，以得到丰厚的薪水。”中国人则说：“我嫉妒富人，眼都红了。我想劫富济贫。”在这种明显的“仇富”心理支配下，中国民营经济的所有者不敢、不愿去重用外来人才，因为他不能保证“外人”会不会暗中背叛他、算计他、甚至劫持他！这使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首选，因为家族成员不会产生上述风险。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在西方，人们以“在大公司工作”为荣；而在中国，即使在最大的、最好的公司里工作，也被视为“为别人打工，没前途”。中国人都想“自己当老板”，即使是一个小老板，也胜过为别人打工。这使中国一直难以形成正规的、繁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目前的职业经理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而大大小小的、成功的不成功的、现实的做梦的老板却比老鼠还多。没有发达的职业经理市场，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称职的、恪守职业道德的外来人才，于是，不得不仍然倚靠家族成员，这也导致家族企业盛行。
社会信用监控体系不健全，加之我国长期以来漠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人们（尤其是“打工经理”）普遍产生一种“没出事时赶紧捞，出事之后撒腿跑”的短期心理及近视行为。民营经济的打工经理腐败事件经常发生，有关机关对待这种事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认为“反正又不是侵犯国家全民财产，富人损失一点无所谓”。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对私人财产的“公力保护”不力，也迫使民营经济干脆进行“私力救济”，实行家族制，由“自己人”控制着企业经营的日常过程，根绝“外来者”为祸的可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罪名概述
白静浦
罪名，顾名思义，罪之名也，即犯罪的名称，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具有表意的作用。对某种犯罪规定罪名并不能凭空臆造，它应该具备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罪状。罪名的确定是建立在罪状的基础上的。罪状是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要件的描述。因此，罪状相对而言是具体的，详明的，也就是直观的。罪名则不同，罪名用少量的文字来提炼罪状，尽可能的简练但不失准确性。它不是直观化的，容易使我们望文生义。由此可见，罪名实际上就是简化、概括、抽象后的罪状。在内容上，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或特征的描述，而罪名是对罪状的文字表述中的关键词的绝对中和，因此，罪名的最终归结点仍然是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罪名和罪状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推断，从罪名的文字组成上，我们就能确定这种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如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从文字上我们即可知道，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都为“挪用”，主要的不同在于犯罪的对象。前者是公款，后者则是资金。因此在法律上尤其在刑法中区分公款和资金的属性就能区别两种犯罪的客体性质。与对象对应的关系面是行为人，作为他的对象的公款和资金的法律属性中就包含着这种关系。对于一个非公务人员非法动用的国家所有的货币，就没有公款的法律属性，同样，对于一个本公司职工非法占用的他人或其他单位的货币，也没有资金的法律属性。如果罪名和罪状之间不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罪名就没有了区分功能。简单的从罪状到罪名的过程不是全部，关键还在于从罪名回归罪状。
如前所述，罪名和罪状在本质内容上没有差别，都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概括或描述。只是罪名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概括比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更简练。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从定义中可知，犯罪构成由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它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而犯罪构成要件是从个体上来讲的，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和条件。罪名就是对这些要件的排列组合——抽取最能够表明具体犯罪的行为特征的要件进行逻辑上的文字组合。由于犯罪构成在总体上分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在一般上分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在具体上，各罪又可能具有其他具体的要件，如时间、手段、地点、特定对象等。因此，在罪名的确定上，原则上各个要件都有成为罪名成分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同时，罪名本身也呈现出层次性，因为在哪个层次上选择要件直接决定着罪名的类。类罪名、种罪名以及具体罪名的分类就是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罪名在文字结构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根据犯罪客体层次的不同，可以将罪名分为类罪名、种罪名和具体罪名。犯罪客体按照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类罪名是某类犯罪的名称，它是对同类客体而言的，也就说犯罪侵害的客体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属于同一范围的。我国刑法按此将犯罪分为十大类，分别为（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罪；（9）、渎职罪；（10）、军人违反职责罪。具体罪名是各个具体犯罪的名称，犯罪侵害具体的直接客体就属于具体犯罪的范畴。刑法分则的每一条文至少可以确定出一个具体的罪名，有的还有好几个。《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规定了410余个具体罪名。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人犯了什么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种罪名是介于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下面有设了好几节，概括出好几个种罪名。就客体而言，种罪名中体现的客体不能认为是直接客体，而类似于同类客体，但范围又小于法定的同类客体。鉴于此，为了容易区分，就暂用“种客体”界定（理论上它仍旧是同类客体）。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依此确定的罪名分为选择罪名、单一罪名、概括罪名。确定这样的罪名是在具体的范围内选择罪名成分的，因此时间、地点、手段、方式、工具、特定对象的不同都可以使罪名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选择罪名上，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就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分解为拐卖妇女罪和拐卖儿童罪；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行为不同可以分解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还有就是根据对象加行为，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以分解成“5^3=15”种罪名。与此相比，单一罪名则显得简单，唯一的行为或者唯一的对象，可以说它是绝对确定的。而概括罪名则是，虽然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行为手段、方式以及利用不同的工具，但实质仍旧是一种概括的行为。因此概括罪名不能分解，在使用上也是唯一的。可见，这种分类法具有实践的特点，即具体案件具体适用。将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目的不仅仅在于分类本身，更主要的是分类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把握各罪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白静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