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民政部关于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军队干部退休生活费的通知》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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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印发《齐齐哈尔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齐政发〔2012〕5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齐齐哈尔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印发给你，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齐齐哈尔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促进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职责，损害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依照本办法予以行政问责。
　　第三条 行政问责应当坚持权责统一、公平公正、有错必究、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四条 行政问责工作由政府统一领导，监察机关负责组织实施。
　　市和县（市）区监察机关，负责对干部管理权限内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 行政机关的监察机构或者指定的机构（以下统称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负责对本行政机关除本条第二款规定人员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员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
　　监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直接办理同级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或者下一级监察机关负责的行政问责案件。
　　第五条 监察机关在行政问责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监督同级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和下一级监察机关的行政问责工作；
　　（二）研究行政问责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相应建议；
　　（三）受理、调查行政问责案件，并提出拟处理建议；
　　（四）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的行政问责情况；
　　（五）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行政问责工作。
　　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负责受理、调查本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案件，提出拟处理意见，并接受同级监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市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情况。
　　县（市）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向县（市）区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情况。
　　第七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政，自觉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的决定、命令、部署，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行政问责情形

　　第八条 行政机关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决策，或者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依法应当决策而不作出决策或者不及时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进行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决策，损害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四）作出的决策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上级的决定、命令相抵触，损害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五）决策失误，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等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发现决策错误、失误或者失当，不及时纠正、改正或者调整，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其他违反规定决策或者决策失误的情形。
　　第九条 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决定和命令不认真积极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缺乏开拓进取和勤政敬业精神，工作上不敢担当、不敢碰硬，经核实无公认的客观原因，工作久无起色甚至后退的；
　　（三）对需与相关部门协商办理的事项，不积极主动协商，或者协商不一致时不积极提出有效解决办法，或者有职责义务配合办理的部门，经多次协商衔接仍不配合办理，致使久拖不决的；
　　（四）对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不制止、不查处，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不受理，对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行为不进行处理的；
　　（五）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审批职责的；
　　（六）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行政复议机关生效的决定的；
　　（七）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失职、渎职的，以及其他损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行为；
　　（八）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九）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超越法定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及其他利用职权与民争利的；
　　（十）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勒拿卡要，或者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有偿服务、购买指定商品以及承担其他非法定义务的；
　　（十一）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十二）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对不力，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的；
　　（十三）对上级机关确定的工作目标、交办的事项和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
　　（十四）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公共突发事件、重大责任事故、重大疫情、灾情或者其他重要情况的；
　　（十五）执行上级机关的指示、决定、命令或者履行职责时， 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机关或者社会公众的；
　　（十六）其他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的情形。
　　第十条 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监督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机关相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予以问责：
　　（一）办事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或者对群众反映的本行政机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及时改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二）未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工作制度，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三）在政务公开中搞假公开，假承诺，引起企业和群众强烈不满的；
　　（四）对本地、本部门疏于管理，致使干部队伍中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六）无正当理由或者不可抗因素，所在单位负债大幅增加，或者干部群众意见大、上访告状多、社会舆论评价差的；
　　（七）其他内部管理和监督不力的情形。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行为规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办事拖拉，敷衍塞责，对领导的指示和命令置若罔闻的；
　　（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态度蛮横，故意刁难，或者因言行不文明导致冲突的；
　　（三）违反工作纪律，工作懈怠、纪律涣散，在工作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
　　（五）其他违反行为规范的情形。
　　第十二条 除本办法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问责情形外，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问责情形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行政问责方式和适用

　　第十三条 行政问责的方式：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令公开道歉；
　　（四）通报批评；
　　（五）诫勉谈话；
　　（六）停职检查；
　　（七）调整工作岗位；
　　（八）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免职；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问责方式。
　　本条前款规定的行政问责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四条 对被问责对象，应当根据其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处理；
　　（二）情节较重的，给予诫勉谈话、停职检查、调整工作岗位处理；
　　（三）情节严重的，应当引咎辞职或者给予责令辞职、免职处理。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拒绝改正错误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碍行政问责工作的；
　　（三）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的；
　　（四）在两人以上共同犯错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五）一年内被给予行政问责两次以上的；
　　（六）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按照规定应当从重处理的情形。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一）主动交代应予行政问责的行为的；
　　（二）积极配合调查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三）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的；
　　（四）其他按照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理的情形。
　　第十七条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任用、奖励、表彰应当考虑其被行政问责的情况。
　　受到行政问责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取消当年年度相关的考核评优和评选先进的资格。

第四章 行政问责程序

　　第十八条 下列情形可以作为行政问责的案件线索：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投诉、检举、控告；
　　（二）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上级或者同级人大、政府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中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政务督查、政府绩效考核、政府法制、安全生产、审计、信访等部门或者机构在履行工作职责中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司法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七）新闻媒体曝光的应当予以行政问责的事件；
　　（八）其他行政问责的案件线索。
　　第十九条 市和县（市）区监察机关在日常监督工作中或者通过本办法第十八条所列案件线索，经初步核实，发现干部管理权限内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有行政问责情形的，应当向本级政府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提出问责建议，经本级政府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批准后启动行政问责程序；政府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发现行政机关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有行政问责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启动行政问责程序。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在日常监督工作中或者通过本规定第十八条所列案件线索，发现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行政问责情形的，可以向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问责建议，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启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机关负责人发现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行政问责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启动行政问责程序。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组成调查组对问责事项进行调查。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二十二条 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按规定回避。
　　第二十三条 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听取被调查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并予以记录。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二十四条 被调查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如实说明情况。对于阻挠或者干扰调查工作情节严重的，监察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可以建议政府或者有关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暂停其职务。
　　第二十五条 调查终结，监察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应当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并提出拟处理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提交本级政府领导或者本行政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后，作出给予行
政问责、免予行政问责或者不予行政问责的决定。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调查的，行政问责决定机关可以直接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二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给予行政问责，需要作出书面行政问责决定的，由监察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机构起草行政问责决定书，载明下列内容：
　　（一）被问责人员的姓名、职务、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经查证应当予以行政问责的事实；
　　（三）行政问责方式和依据；
　　（四）不服行政问责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行政问责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七条 行政问责决定机关应当自作出行政问责决定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问责决定书送达被问责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行政问责处理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被行政问责的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行政问责处理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八条 被问责人员同时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依照相关规定处理；违反党纪的，移送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申诉

　　第二十九条 被问责人员对行政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问责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行政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30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
　　申诉期间不停止原行政问责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条 被问责人员受到错误问责的，作出行政问责决定的机关应当及时纠正；造成名誉损失的，应当在公布行政问责决定的范围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对经市或者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员予以停职检查、调整工作岗位、责令辞职、免职处理或者引咎辞职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作为人类实施环境管治最严厉措施的环境刑法，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发展的。从世界范围看，以刑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激进观点，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得以提出。虽然国际刑法学会等诸多组织对此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曾经一再警告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动刑，但是西方工业国家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逆现代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而上，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刑事立法。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束缚和毁灭性后果，因此也对环境刑事立法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作为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产物，环境刑法已然对现代刑法理念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环境刑法终究无力破解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侵害“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困局，立法上的激进终究不敌执法和司法上的保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终究难逃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的厄运，对于扭转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收效甚微，更无力消减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疑虑。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发展主义尤其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尚未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唯发展主义发展观的背景下，在尚未厘清环境伦理观念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合理阈限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运用是仓促而粗糙的。这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暴露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环境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不合时宜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背后，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隐痛，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专门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强化了对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则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但是，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看，偌大的中国，每年作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数基本上只有一位数，犯罪黑数明显太大，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明显乏力。而司法适用难也只不过是我国环境刑法诸多困境的“冰山一角”，环境刑法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应有功能远未发挥。

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环境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公诉方基本上无力证明污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环境犯罪问题上如果固守现代刑法“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会使环境刑法形同虚设。于是，主张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司法上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激进观点呼之欲出。

对此，反对者无不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激进地在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违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伤害人权保障原则之嫌，也有违刑法谦抑和节俭的原则，还会导致“泛犯罪化”的倾向，使刑法本身琐碎化，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激进地在司法中采取推定因果关系原则，则会遭致“司法绑架科学”的诘难，而且司法的严谨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会降低企业革新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会遭致“司法阻碍发展”的指责。

这启迪我们，环境刑法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环境刑法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是环境刑法观念正当性、科学性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环境刑法制度合理化、精细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环境观和发展观的反思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为环境刑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通过现代伦理观和现代法治观的反思才能厘清环境伦理观念的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的合理阈限，从而明确环境刑法的时代使命和价值取向，再进一步通过环境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罪刑各论的反思，重建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和对应的制度体系。而当务之急则是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以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和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环境刑法深层次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环境刑法本身无力回答但又必须回答，这就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生态文明理念正是环境刑法回答这一难题可以借助的“外力”，能够引领不合时宜的环境观和发展观从“发展与环境二选一”向“人、自然与社会三合一”转型，使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契合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归根到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

于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涵，从而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法律之中的逻辑延伸。而在环境保护面临“市场失灵”、“行政失灵”以及环境民事法和环境行政法乏力的情况下，动用环境刑法敦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必要和正当的，是符合现代法治的逻辑进路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刑法之中的逻辑延伸。

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总结三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剖析环保法治运行中“没有大错、也无大用”的立法因素、“左右为难、夹缝执法”的行政因素、“非不能为、实不欲为”的司法因素和“企业违法、公众无奈”的关联主体因素，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亟须突破目前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诸多不利因素犬牙交错、相互掣肘的困境，亟须为环境法治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刑事法治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制高点”和“总控阀”。因而，环境刑法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机器”。以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不失为明智之举。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带动环境法制的整体进步、重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能够牵引环境管治模式的法治化改良并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

总之，在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既要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保守思维，也要避免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刑法引向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道路，而应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观念变革，超越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让环境刑事立法、执法与司法分工协作，逐步实现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协同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有利于为环境危机中的刑法制度创新提供科学指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