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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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
随着人员流动政策的逐步放开，单位和个人相互选择的余地逐步扩大，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已成为人事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进一步贯彻执行有关人事档案管理的法规、政策，妥善保管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创造人员合理流动的社会条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是人事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要重视和加强这项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使人事档案管理适应人员合理流动的要求。
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应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统一由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及其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等机构负责。其它机构不得承担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工作；任何人不得私自保管他人或本人档案。
三、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包括：辞职或辞退人员的档案；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人员的档案；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中国雇员的档案；乡镇企业、民办科研机构、私人企业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档案；不包分配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大中专毕业生的档案；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档案；其他流动
人员的档案。
四、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必须坚决执行国家的保密制度，遵循分级管理的原则。档案的查阅、借用和转递应遵守有关规定；档案材料的收集、鉴别、整理、归档工作必须按照规定做好；任何部门、单位不得随意涂改、撤换、销毁档案材料。
五、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需由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必须是党性强、作风正、忠于职守、且具有一定的档案管理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
六、擅自承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非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应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新的承接工作，并在三个月内将现保管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移交给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及其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等机构。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对移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98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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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姬永福*
【内容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特殊
的监督程序，其存在有其价值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其实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加上
该程序受历史上刑事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使得理论和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该程序的一些
思路。
【关键词】 死刑复核； 价值基础； 实质； 强制上诉
一、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它的设立是和现代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的转变，刑罚人道主义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死刑的存废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那种以法律的名义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从而弥补其给社会业已造成的创痛之合理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在死刑的适用上作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恶性犯罪居高不下。所以现阶段暂不宜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项刑罚政策。而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该政策在刑事程序法上的体现。
二、对死刑复核程序实质的理解
对何谓死刑复核程序学理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与一，二审的比较中说明它的特殊性，并未回答它的实质所在。笔者认为，它与一，二审在适用对象，启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仅仅表现了程序运作上的具体特点，并非其实质的体现。从79年和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判出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由其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中我们看到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际关系，这种层际关系排除了同级法院适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保证了死刑案件的质量。所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在这一特殊的监督程序中，任何一个法院的死刑判决都应该受到来自其上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终端就是法律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死缓案件为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也从实质层面上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该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一审死刑案件或一，二审死缓案件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生效案件和二审判处的死缓案件，这些案件判决不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其绝对正确而不需要经过复核，而是从法院级别设置和核准权的分配上来看，这些判决无法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监督。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及现存问题分析
（一）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几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笔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二）从“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乱”原因分析
1，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2，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3，程序设计的缺失。死刑复核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足，如审理采全面审，核准没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要求的程序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在恶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剧上升需要下放核准权来提高效率的情况下，程序发生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关于死项基本原则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一）理论界对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种思路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作为两审终审诉讼原则的例外。具体主张：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依二审程序全面审理，死刑判决得到维持后，被告人可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依上诉范围进行审理而不进行全面审。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是解决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混乱无序的根本出路。主要理由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犯罪现象也必然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必将大大缩小。这样，死刑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便于统一掌握死刑标准，确保杀的准，杀的少。
3，高级人民法院增设死刑复核庭：这种观点的思路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维持死刑 ，还须再交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进行死刑复核，然后才可生效。
（二）现有改革思路之评析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与二审终审制度协调。我们尚不考虑以三审终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有多大合理性。单从与二审终审制的诉讼原则协调来看就值得我们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不当或者量刑白当而改判无期徒刑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的，此时的案件应适用二审终审直接生效呢，还是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并不现实。虽然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讲并无不妥，同时也符合立法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可能性的通。自死刑核准权下放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约占所有死刑案件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感力量不足。这从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先后下放和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核准时间过长（立法上无时限规定）可以窥见端倪。可以相信，在目前刑法扩大适用死刑的犯罪种类和大量死刑案件需要及时核准的背景下，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必然导致复核效率的低下，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死刑核准的准确性。
3，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死刑复核庭也不不具可行性。这种思路主要是解决程序“二合一”的问题的。但司法实践中，同一死刑案件在同一法院中审理均需由同一审委会讨论决定，另行组成复核庭实际意义不大。同时同一个法院内的一个合议庭报请另一个合议庭复核，似乎同一合议庭也有高低之分，显然不合理。
（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不可求。
笔者的设想是：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部分死刑案件的一审权宜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而且由基层法院审结后可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这样设想的理由是：
1，死刑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和审判工作实际。不但是立法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立足我国刑事犯罪现状和两级法院的工作量的实际而作出的合理分配。
2，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一审权是在不改变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的基本格局下改变级别管辖。所以不会导致程序混乱。基层法院依法进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审也是符合死刑复核程序的层际监督的实质。另外，有学者提出83年严打期间死刑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后很快即被收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宜由审级较低的法院进行死刑案件的一审。笔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第一，死刑一审权的短暂下放即被收回主要原因并非基层法院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而是“考虑到在立法上未作规定这样简单的放权，非但不能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反而因为增加了层级，拖延了诉讼。”第二，由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均为“自然暴力型”犯罪，虽然重大，但一般并不复杂。再加上几十年来基层法院审判经验的积累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
3，基层法院判处死刑一审案件，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在于：
1）可以对基层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查露补缺。增加一次检验把关的机会，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2）既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该部分案件奠定可基础，又避免了部分死刑案件若适用三审终审制所带来的审极制度混乱。
3）强制上诉并非凭空臆想，国外也有例证。日本刑事诉讼法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可以放弃申诉或者撤回上诉”但接着在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者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条规定也不得放弃。”原南斯拉夫刑诉法361条（四）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是，被告人不得放弃上诉权，也不得撤消已提出的上诉。”
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干涉诉讼当事人之诉权的可能，但从确保审理公正，防止错判角度讲，可以从更深层次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中也能得到相互映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和第38条确立的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强制指定辩护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也是如此。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5号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9年12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12月17日
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经营、管理、扶持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登记、组织、管理、章程、收益分配、合立、分并、加入、退出、解散、清算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条例有关农民的规定，适用于国有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职工。
第三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指导、扶持、服务，其所属的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村经济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省农垦总局、省森林工业总局负责垦区、国有森工林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指导、扶持、服务，业务上接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林业、水利、畜牧兽医等部门、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和供销合作社、科协等组织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培育、指导、扶持、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工商、财政、税务、科技、国土资源、交通、质量技术监督、商务、粮食、金融管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指导、扶持、服务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有关部门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扶持等措施，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村民委员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发展以及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和服务，并依法协助调解和处理生产经营纠纷。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资格条件不受地域限制。农民可以到异地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加入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已转为城镇户口但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居民，经出具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证书，可以以农民身份申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垦区和林区户籍管辖范围内持非农业户口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由其户籍所在地农场或者林场出具证明，可以以农民身份组建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不设最低出资额限制。成员可以用货币或者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用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不需要提供验资证明。
农民在土地承包期内未改变土地用途的，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其成员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以降低其出资风险。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协会、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等其他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法登记注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八条 两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自愿、平等的原则组成联合社，并享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农产品生产记录、检测以及包装、附加标识等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社务公开，每年定期向本社成员公布经营和财务状况，接受本社成员的监督。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对其经营状况进行年度核算，其当年可分配盈余部分应当向合作社成员分配，并将调整后的成员权益变动表向全体成员公布。
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转让其账户内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章程未作规定的，经理事会审核或者成员大会讨论同意，可以转让给本社其他成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不得转让。
第十二条 各级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辅导，并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会计管理和审计工作。
各级有关部门和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国家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设备和设施的监督，确保其使用效益。
第十三条 各级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兽医等部门，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和供销合作社、科协等组织，应当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办人及成员接受相关产业政策、法律知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等培训，提高其自身素质。
第十四条 各级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汇总、更新、发布生产经营信息，免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信息服务，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信息档案。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应当会同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档案，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专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服务的担保机构。鼓励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贷款担保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情况向社会公布，为公众查询提供方便。
第十七条 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依法加入或者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国家标准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并引导其申请认证有关标识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注册名优农产品商标，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设立的科技园区将有关先进的科研成果和适用的生产技术优先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验示范和推广应用。
第二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作为农业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独立申报、承担各类农业建设项目。各级人民政府投入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等建设项目，应当优先安排或者委托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第二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其成员参加农业保险的，地方财政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农业保险补贴险种及保费补贴分担比例给予保费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各项财政政策应当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优先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第二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下列税收优惠：
（一）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可以按13％扣除率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三）向本社成员销售的农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免征增值税；
（四）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
（五）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征营业税；
（六）从事国家确定的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或者减征企业所得税；
（七）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八）对废弃土地依法整治和改造的，凭国土资源部门的证明文件，经市、县地方税务部门审核，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土地使用税5年。
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变动的，以国家税收政策为准。
第二十三条 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以下金融支持：
（一）扩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誉担保范围，凡属农业各生产经营领域和环节，均可以使用小额农业贷款；
（二）简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贷款手续，在授信额度内随用随贷，一次申请，统一授信，周转使用；
（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试行流动资金贷款的信誉担保制度，逐步提高授信额度，对信用良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高授信额度可以突破以往贷款额度限制；
（四）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自有资产作抵押或者成员联保形式办理贷款手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抵押担保；
（五）可以用出资额较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有资产抵押贷款；
（六）可以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依法取得的林权、土地预期收益权、水域滩涂及草原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
（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并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周期和贷款用途，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并允许贷款跨年度使用；
（八）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支付、结算等其他金融服务。
第二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下列活动，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优惠：
（一）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其种植、养殖环节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
（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减免车辆通行费，开设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对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免收道路通行费；
（三）与所在村集体联合兴办实体，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且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可以享受乡镇企业用地政策，有关部门应当简化用地手续；
（四）从事自产粮食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经营活动，不需要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
（五）申请办理法人代码证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只收取技术服务费和代码证工本费，并可以适当减免；
（六）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和举办的各类产品展销会、洽谈会，给予展位费补贴。
第二十五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商务部门应当鼓励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连锁超市建立新型农产品流通渠道。连锁超市在市场信息、加工包装技术、运储、价格以及减免摊位费等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和优惠，及时结算农民专业合作社货款。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安排相应资金、出台扶持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建、援建、产销双方共建等方式建设的农产品超市和批发市场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
第二十六条 任何部门和组织不得强迫农民建立、加入或者退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主经营权和内部事务，不得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财产，不得违法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集资、收费、摊派。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侵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财产的；
（二）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的；
（三）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事务的；
（四）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非法集资、收费、摊派的；
（五）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享有的政策不依法执行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其法人登记，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财政直接补助资金的；
（二）侵占、挪用、私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的；
（三）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四）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姬永福*
【内容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特殊
的监督程序，其存在有其价值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其实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加上
该程序受历史上刑事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使得理论和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该程序的一些
思路。
【关键词】 死刑复核； 价值基础； 实质； 强制上诉
一、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它的设立是和现代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的转变，刑罚人道主义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死刑的存废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那种以法律的名义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从而弥补其给社会业已造成的创痛之合理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在死刑的适用上作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恶性犯罪居高不下。所以现阶段暂不宜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项刑罚政策。而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该政策在刑事程序法上的体现。
二、对死刑复核程序实质的理解
对何谓死刑复核程序学理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与一，二审的比较中说明它的特殊性，并未回答它的实质所在。笔者认为，它与一，二审在适用对象，启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仅仅表现了程序运作上的具体特点，并非其实质的体现。从79年和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判出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由其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中我们看到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际关系，这种层际关系排除了同级法院适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保证了死刑案件的质量。所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在这一特殊的监督程序中，任何一个法院的死刑判决都应该受到来自其上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终端就是法律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死缓案件为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也从实质层面上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该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一审死刑案件或一，二审死缓案件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生效案件和二审判处的死缓案件，这些案件判决不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其绝对正确而不需要经过复核，而是从法院级别设置和核准权的分配上来看，这些判决无法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监督。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及现存问题分析
（一）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几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笔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二）从“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乱”原因分析
1，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2，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3，程序设计的缺失。死刑复核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足，如审理采全面审，核准没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要求的程序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在恶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剧上升需要下放核准权来提高效率的情况下，程序发生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关于死项基本原则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一）理论界对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种思路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作为两审终审诉讼原则的例外。具体主张：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依二审程序全面审理，死刑判决得到维持后，被告人可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依上诉范围进行审理而不进行全面审。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是解决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混乱无序的根本出路。主要理由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犯罪现象也必然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必将大大缩小。这样，死刑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便于统一掌握死刑标准，确保杀的准，杀的少。
3，高级人民法院增设死刑复核庭：这种观点的思路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维持死刑 ，还须再交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进行死刑复核，然后才可生效。
（二）现有改革思路之评析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与二审终审制度协调。我们尚不考虑以三审终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有多大合理性。单从与二审终审制的诉讼原则协调来看就值得我们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不当或者量刑白当而改判无期徒刑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的，此时的案件应适用二审终审直接生效呢，还是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并不现实。虽然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讲并无不妥，同时也符合立法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可能性的通。自死刑核准权下放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约占所有死刑案件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感力量不足。这从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先后下放和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核准时间过长（立法上无时限规定）可以窥见端倪。可以相信，在目前刑法扩大适用死刑的犯罪种类和大量死刑案件需要及时核准的背景下，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必然导致复核效率的低下，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死刑核准的准确性。
3，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死刑复核庭也不不具可行性。这种思路主要是解决程序“二合一”的问题的。但司法实践中，同一死刑案件在同一法院中审理均需由同一审委会讨论决定，另行组成复核庭实际意义不大。同时同一个法院内的一个合议庭报请另一个合议庭复核，似乎同一合议庭也有高低之分，显然不合理。
（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不可求。
笔者的设想是：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部分死刑案件的一审权宜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而且由基层法院审结后可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这样设想的理由是：
1，死刑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和审判工作实际。不但是立法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立足我国刑事犯罪现状和两级法院的工作量的实际而作出的合理分配。
2，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一审权是在不改变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的基本格局下改变级别管辖。所以不会导致程序混乱。基层法院依法进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审也是符合死刑复核程序的层际监督的实质。另外，有学者提出83年严打期间死刑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后很快即被收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宜由审级较低的法院进行死刑案件的一审。笔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第一，死刑一审权的短暂下放即被收回主要原因并非基层法院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而是“考虑到在立法上未作规定这样简单的放权，非但不能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反而因为增加了层级，拖延了诉讼。”第二，由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均为“自然暴力型”犯罪，虽然重大，但一般并不复杂。再加上几十年来基层法院审判经验的积累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
3，基层法院判处死刑一审案件，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在于：
1）可以对基层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查露补缺。增加一次检验把关的机会，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2）既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该部分案件奠定可基础，又避免了部分死刑案件若适用三审终审制所带来的审极制度混乱。
3）强制上诉并非凭空臆想，国外也有例证。日本刑事诉讼法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可以放弃申诉或者撤回上诉”但接着在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者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条规定也不得放弃。”原南斯拉夫刑诉法361条（四）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是，被告人不得放弃上诉权，也不得撤消已提出的上诉。”
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干涉诉讼当事人之诉权的可能，但从确保审理公正，防止错判角度讲，可以从更深层次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中也能得到相互映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和第38条确立的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强制指定辩护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也是如此。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5号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9年12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12月17日
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经营、管理、扶持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登记、组织、管理、章程、收益分配、合立、分并、加入、退出、解散、清算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条例有关农民的规定，适用于国有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职工。
第三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指导、扶持、服务，其所属的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村经济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省农垦总局、省森林工业总局负责垦区、国有森工林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指导、扶持、服务，业务上接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林业、水利、畜牧兽医等部门、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和供销合作社、科协等组织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培育、指导、扶持、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工商、财政、税务、科技、国土资源、交通、质量技术监督、商务、粮食、金融管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指导、扶持、服务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有关部门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扶持等措施，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村民委员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发展以及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和服务，并依法协助调解和处理生产经营纠纷。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资格条件不受地域限制。农民可以到异地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加入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已转为城镇户口但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居民，经出具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证书，可以以农民身份申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垦区和林区户籍管辖范围内持非农业户口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由其户籍所在地农场或者林场出具证明，可以以农民身份组建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不设最低出资额限制。成员可以用货币或者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用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不需要提供验资证明。
农民在土地承包期内未改变土地用途的，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其成员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以降低其出资风险。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协会、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等其他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法登记注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八条 两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自愿、平等的原则组成联合社，并享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农产品生产记录、检测以及包装、附加标识等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社务公开，每年定期向本社成员公布经营和财务状况，接受本社成员的监督。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对其经营状况进行年度核算，其当年可分配盈余部分应当向合作社成员分配，并将调整后的成员权益变动表向全体成员公布。
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转让其账户内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章程未作规定的，经理事会审核或者成员大会讨论同意，可以转让给本社其他成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不得转让。
第十二条 各级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辅导，并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会计管理和审计工作。
各级有关部门和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国家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设备和设施的监督，确保其使用效益。
第十三条 各级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兽医等部门，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和供销合作社、科协等组织，应当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办人及成员接受相关产业政策、法律知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等培训，提高其自身素质。
第十四条 各级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汇总、更新、发布生产经营信息，免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信息服务，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信息档案。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应当会同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档案，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专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服务的担保机构。鼓励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贷款担保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情况向社会公布，为公众查询提供方便。
第十七条 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依法加入或者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国家标准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并引导其申请认证有关标识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注册名优农产品商标，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设立的科技园区将有关先进的科研成果和适用的生产技术优先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验示范和推广应用。
第二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作为农业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独立申报、承担各类农业建设项目。各级人民政府投入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等建设项目，应当优先安排或者委托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第二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其成员参加农业保险的，地方财政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农业保险补贴险种及保费补贴分担比例给予保费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各项财政政策应当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优先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第二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下列税收优惠：
（一）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可以按13％扣除率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三）向本社成员销售的农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免征增值税；
（四）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
（五）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征营业税；
（六）从事国家确定的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或者减征企业所得税；
（七）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八）对废弃土地依法整治和改造的，凭国土资源部门的证明文件，经市、县地方税务部门审核，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土地使用税5年。
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变动的，以国家税收政策为准。
第二十三条 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以下金融支持：
（一）扩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誉担保范围，凡属农业各生产经营领域和环节，均可以使用小额农业贷款；
（二）简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贷款手续，在授信额度内随用随贷，一次申请，统一授信，周转使用；
（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试行流动资金贷款的信誉担保制度，逐步提高授信额度，对信用良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高授信额度可以突破以往贷款额度限制；
（四）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自有资产作抵押或者成员联保形式办理贷款手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抵押担保；
（五）可以用出资额较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有资产抵押贷款；
（六）可以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依法取得的林权、土地预期收益权、水域滩涂及草原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
（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并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周期和贷款用途，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并允许贷款跨年度使用；
（八）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支付、结算等其他金融服务。
第二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下列活动，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优惠：
（一）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其种植、养殖环节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
（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减免车辆通行费，开设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对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免收道路通行费；
（三）与所在村集体联合兴办实体，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且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可以享受乡镇企业用地政策，有关部门应当简化用地手续；
（四）从事自产粮食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经营活动，不需要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
（五）申请办理法人代码证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只收取技术服务费和代码证工本费，并可以适当减免；
（六）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和举办的各类产品展销会、洽谈会，给予展位费补贴。
第二十五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商务部门应当鼓励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连锁超市建立新型农产品流通渠道。连锁超市在市场信息、加工包装技术、运储、价格以及减免摊位费等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和优惠，及时结算农民专业合作社货款。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安排相应资金、出台扶持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建、援建、产销双方共建等方式建设的农产品超市和批发市场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
第二十六条 任何部门和组织不得强迫农民建立、加入或者退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主经营权和内部事务，不得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财产，不得违法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集资、收费、摊派。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侵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财产的；
（二）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的；
（三）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事务的；
（四）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非法集资、收费、摊派的；
（五）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享有的政策不依法执行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其法人登记，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财政直接补助资金的；
（二）侵占、挪用、私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的；
（三）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四）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