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承办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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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农业银行市分行（劳动仲裁被申诉人）
被告：王某 原农业银行某县支行员工（劳动仲裁申诉人）

【案情】
2002年5月份，农行市分行在业务检查中，查出王某在业务操作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遂按照总行制定的有关规章和员工处罚管理权限，以市分行文件形式对王某作出了开除决定，受文机关为下辖的县支行。而后，县支行召开职代会，讨论并通过了对王某的开除决定，并将市分行的处分决定送达王某。王某收到处分决定后，将市分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诉。
在仲裁审理期间，市分行就其与王某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劳动争议主体作了答辩。其一，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有关政策，劳动争议的主体是职工和用工单位，县支行依据上级授权，有权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事实上与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是县支行这一用工主体。二是市分行作出的处分决定，通常，“决定”是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决策或安排，并要求机关各部门和下级机关或有关单位贯彻执行的指令性公文。适用于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作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从其“决定”格式和受文机关实质看，是上下级的内部意见的传递，并不具备劳动部所规定的开除决定通知书的法律特征。更何况，市分行没有委托县支行将此文件送达王某等人，也没有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王某，所以对王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是县支行作为用工单位，召开职代会讨论了王某的开除事项，又实施了送达市分行处分决定的行为，在实质上是将市分行的意志已转移为县支行的意思，且在形式上又符合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开除决定程序的法律特征，故而，县支行是实施开除决定的主体。
劳动仲裁委认为，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不具备用工主体，县支行将市行处分决定直接送达王某，是市分行的处分决定导致了单方面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市分行的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程序不当，所以裁决撤销处分决定。
市分行接到裁决书后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仲裁确认的仲裁主体——被申诉人错误。
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对仲裁裁决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中市分行作出的其不应该成为被申诉人的答辩意见理由充分，仲裁确定的主体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法释〔2000〕18号）第三条“因仲裁裁决确定的主体资格错误或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原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规定的精神，驳回原告起诉。”判决：确认劳动仲裁认定被申诉人主体错误，驳回农业银行市分行起诉。


【法理评析】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实现或履行《劳动法》确定的劳动权利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目前，关于劳动争议的界定有关规定有如下依据：
早在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在第2条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企业与职工之间：“(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劳动法》颁布后，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对《劳动法》第82条对《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则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这些规定表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不尽相同。但是，均有具有如下特征：（1） 劳动争议主体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必须是劳动者；（2） 劳动争议主体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3） 劳动争议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4） 劳动争议的内容必须是与劳动权利义务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市分行不应成为仲裁裁决的被申诉主体。
劳动仲裁是以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继而推出不具备用工主体的结论，这是缺乏依据的。我国商业银行法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具备法人资格，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据此规定，如果以劳动仲裁的逻辑，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市分行岂不也不能成用工主体？这显然是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体系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诉讼主体，在商业银行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权利，只要有证据证明上级行授权县支行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就应认定县支行具备用工资格。
市分行与王某是否是利害关系人？笔者认为，市分行依据内部规章作出开除决定，是合乎程序的，其文件的受文机关是县支行，因市分行没有将开除处分的意思送及被开除人，对于被开除人当然不发生效力，仅能作为内部意见。由于开除的本质是解除合同、停发工资，解除合同也只能是县支行与其解除合同、停发工资也只能是县支行停发，市分行与王某没有劳动合同关系，没有工资关系，市分行何以解除劳动合同？何以停发工资？由此可见，造成合同被解除、工资被停发的责任在县支行。
开除职工有严格的程序。县支行召开了职代会，又实施了送达市行处分决定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是县支行实施处分行为。在实施中，县支行有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这正是其应成为被申诉主体的理由。
开除决定并不必然引发市分行成为被申诉主体。《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开除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就本案而言，其特殊情况就在于争议发生在员工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国有商业银行授权管理、分级经营模式，恰恰证明了市分行作为管理者的做法是正当的。劳动仲裁中把用工主体的上级单位对劳动者拥有的管理权而形成的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混淆为上级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混淆了劳动争议主体与民事责任实际承担者的概念。
民事诉讼撤诉论

周茂东


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有判决、调解和撤诉三种。撤诉结案是现代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强调民事诉讼的合作性，减少民事诉讼的对抗性，在民事诉讼当事人中间提倡、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代表了当今人们对民事诉讼模式的追求，已成为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实践。撤诉不但能够反映当事人的和解精神，也能反映当事人对诉讼前景的理智判断，从而使诉讼既能够满足当事人“讨个说法”的愿望，又不至于因诉讼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
一、撤诉的含义和法律基础
撤诉是指当事人在宣判前自动向法院撤回诉讼请求的诉讼活动。广义上，包括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撤回对被告的反诉，第三人撤回与案件有关的诉讼请求等。其中，根据撤回请求的内容，又可将撤诉分为部分撤诉和全部撤诉。根据诉讼程序的不同，又可分为起诉之后撤回起诉和上诉之后撤回上诉。狭义上，撤诉是指原告(上诉人)申请撤回对被告(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从而要求人民法院终结已开始的诉讼的情形。在不存在被告(被上诉人）反诉情况下，狭义的撤诉通常会直接导致诉讼的终结，因此，它是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之一。这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撤诉是诉讼活动中处分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二、撤诉的分类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分析，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撤诉划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撤诉是否由当事人主动提出，可将其划分为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不再要求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进行审判，它是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积极处分；后者是指受诉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针对当事人的某些行为(绝大多数表现为不作为)，比照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情况来对案件作出处理，这通常被视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消极处分。
第二、根据撤诉所处审级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前者发生于第一审程序，其效果仅仅是导致第一审程序的完结；后者发生于第二审程序，其效果不仅是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完结，而且意味着当事人对第一审裁判在事实上的接受。
第三、根据撤诉的诉讼主体不同，可将其划分为原告撤回起诉、被告撤回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撤回参加之诉。这三种性质不同的撤诉均只能发生于第一审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审普通程序”这一章中，仅对狭义的撤诉(包括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作了简要的规定。
三、撤诉的表现和实质
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但在开庭审理之前，这种纠纷都是拟制的。原告中途自动撤诉，要么是其诉请的纠纷得到了解决，要么是其所主张的纠纷并不存在，要么是其提出的请求缺乏法律基础。由于情况不同，撤诉的表现也有所不同。通常有以下两种。
第一、当事人和解撤诉，即当事人通过庭前或庭审接触，自动就有关争议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即原被告达成以实体争议的有效解决为原告撤诉条件的和解方案，原告撤诉是双方所有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原告限期向法院撤回起诉，从而使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一起获得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不会留下“后遗症”，做到了“案撤事了”。这样，原告通过撤诉不但达到了起诉的目的，也更能体现和解精神，可谓两全其美。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在撤诉中居多。
和解撤诉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诉讼的和解，因此是一种包含诉讼成分的契约，是诉讼契约。它不仅体现了处分原则的精神，也符合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和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是一致的，值得称道、提倡。
第二、原告“单方”撤诉，即原告因证据不足或诉讼请求存在偏差或不当而撤诉。这一直是原告撤诉的重要原因。目前，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和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风险。《规定》实施后，原告因感到自身证据不足、胜诉无望而撤诉的情形有所增加。另外《规定》关于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进行的要求，也是引起当事人撤诉的原因。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它决定了原告举证的范围，被告提供反证的范围，以及法院审理的范围。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细密，民事诉讼案由的相对确定性，加之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局限，当事人对诉讼案由的选择有时并不确切、准确，导致举证没有针对性，往往出现有理说不清，在庭审中发现“文不对题”、“此路不通”。但碍于《规定》的要求，原告既不能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更不能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这时撤诉往往是原告的明智选择。
“单方”撤诉的实质是单方面终结诉讼的行为，有其积极一面，也可能存在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原告对有关事实或法律有了正确的认识。原告对起诉中的拟制纠纷充满主观偏见，通过诉讼接触，对其所主张的某一事实或某一法律关系形成了正确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使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被重新确立，即回到“天下本无事”的情形。就此来讲，以撤诉告终的诉讼活动的目的已经实现，即澄清了一些关系。可见，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民事纠纷不仅包括真实的法律纠纷，也包括当事人所拟制的纠纷。可能存在的消极一面是：这种撤诉有一些并没有触动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此时，尽管原告撤诉后可以使其诉权得以保留——他可以在进一步收集证据后重新起诉，也可以在改变诉讼请求后起诉，但这毕竟不符合民诉法公正、效率地解决纠纷的目的。故类似这样的撤诉在实践中不值得提倡。除非原告真正证据不足，否则，这种现象如果是因为《规定》的实施而增多是不正常的。这可能反映出我们的诉讼指导不力：一是举证指导不够有力，不符合《规定》第3条关于“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的要求；二是在帮助当事人明确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方面的释明义务履行不到位(见《规定》第35条)。
四、撤诉的条件
(一)申请撤诉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必须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内容明确的申请。申请撤诉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加以处分的具体体现，故需有内容明确的意思表示，才有可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2、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必须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所谓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指申请撤回起诉必须是原告主动、自愿所为，而不能是被动、违心所致。因此，任何人(包括审判人员)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原告撤回起诉，也不得说服、动员原告撤回起诉。
3、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目的必须正当、合法。依照处分原则的要求，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方为有效。因此，原告申请撤回起诉亦须以正当、合法为前提。也因如此，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并不会当然地产生撤诉的效果，而需由受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并在此基础上裁定是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4、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最迟应在受诉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提出。不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均应如此。这样既可使原告有较为充分的斟酌时间，慎重地适时实施撤诉行为，同时又可避免因原告于宣判后再提出撤诉申请而损及受诉人民法院所作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为判决一经宣告，即便尚未发生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亦不得随意撤销。
接到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以后，受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重点是审查原告申请撤诉的目的是否正当、合法)。经过审查，如果认为其申请符合上述所有条件，人民法院即应作出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经过审查，如果认为其申请所应符合的条件有所欠缺，尤其是撤回起诉后将会导致对法律的规避或者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时，则应作出裁定，不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此外，依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原告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受诉人民法院也可裁定不准许其撤回起诉。
(二)按撤诉处理的概念及其具体适用
所谓按撤诉处理，是指受诉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针对原告等的某些行为，比照申请撤诉的情况来对案件作出处理。按撤诉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申请撤诉的法律效果完全相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9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受诉人民法院可以按撤诉处理：
1、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这是因为，在前述两种情况下，已足以显示原告意在以此放弃其所提起的诉讼，故受诉人民法院也无必要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
2、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受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缓、减、免交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129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4、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受诉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129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应当注意，在以上诸种情形下，大多为“可以”按撤诉处理，而非“应当”按撤诉处理，更非“必须”按撤诉处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遇有上述情形时，除第2种情形外，不应简单轻率地一概按撤诉处理，而应慎重从事，区别对待，以是否有利于全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标准来具体决定是否按撤诉处理。另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受诉人民法院亦可不按撤诉处理。
五、撤诉的法律效果及优越性
(一)撤诉的法律效果
仅就狭义的撤诉而言，对其法律效果，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通常来讲，不论是原告申请而得到受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撤诉，还是按撤诉处理，其直接的法律效果都只是导致本案诉讼程序的完结，对原告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并无任何影响。但是，就原告自身而言，如果其同时明确表示放弃此前主张的实体权利，则另当别论。不过，明确表示放弃此前主张的实体权利，已经超出了撤诉本身的原有含义。应当注意，在被告此前已经提起反诉的情况下，原告撤回起诉的直接法律效果只是导致本诉程序的完结，反诉程序不受影响，应当继续进行；但是，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前已经提起参加之诉的情况下，原告撤回起诉的直接法律效果，不仅导致原诉程序的完结，而且也使参加之诉无所依托而同时完结，在这种情况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的原告和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第二，原告撤回起诉以后，通常被视为自始未起诉， 因此其仍然有权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所谓“除外”，即不受此限而可以再次起诉。与此同时，有关司法解释也对这一问题作了正面的诠释：当事人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以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当然，再次起诉应以撒诉时没有一并放弃实体权利的主张为前提。
此外，有学者认为，撤诉的法律效果除以上两个方面以外，还应当包括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开始计算，也即认为从受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之日起，诉讼时效重新开始。其实，由于撤诉之后被视为自始即未起诉，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不应重新开始计算，而应继续进行。
(二)撤诉结案的优越性
对当事人而言：一是使当事人早日从纠纷中解脱出来，提前结案，减少讼累，使当事人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搞好生产。二是能节约诉讼开支。如法院减半收取诉讼费，最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费负担。
对法院而言，一是缩短办案周期，减轻文书的撰写工作量，从而提高办案效率。二是缓解执行压力。在许多撤诉案件中，原告撤诉通常以和解协议其他内容的执行为前提，原告撤诉便意味着“执行”结束。这对法院工作的全局来讲是不可忽视的。
六、撤诉结案的“经验之谈”
撤诉结案虽然取决于当事人的处分权，但往往包含着法官的创造性工作，是法官积极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过程。下列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第一，在接触案件后，应加强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诉讼指导，除促使其积极诉讼外，也使当事人对其诉讼前景有权衡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