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刘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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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目标和界限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打破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国家生气勃勃，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有了明显提高。改革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逐渐深入，改革这个词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并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实践中创造发挥，大胆破旧立新，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负面作用。一些干部把自己不合常规的做法都称为改革，利用改革之名任意打破原有的规章制度，借改革之名冲破规章制度对自己的约束，任意制定新的制度，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一把手为所欲为的天下，也使一些干部在大浪淘沙的改革中逐渐蜕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改革要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制度，破除旧制度只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绝不能本末倒置，把改革作为打破一切约束的借口。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只有有序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必须有不容随意打破的界限，在以稳定、严谨为基本特点的司法领域尤其如此。
司法制度以程序严谨为基本特点，任何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司法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行为。如果在司法工作中随意破旧立新，不受既定程序的约束，就会使法律失去威严，国家失去控制，人民无所适从，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司法制度就不能改革，而是要求在司法领域中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慎之又慎。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司法制度更加严谨科学，程序更加稳定，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稳定性必须要求对有资格进行司法改革和制定新制度的权力主体严格限制，不能有太大范围。
但中国的现状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人大、司法部门都可以制定本地区在司法领域中的规章制度，自己决定立案范围、办案程序，制定法外之法。这一现状使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面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违背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为个别地方实行人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中央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有同样的效力。地方没有权力制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之外，各地方部门都没有权力干预本地区的司法工作。但是中国的制度却有独特的特点，司法机关隶属于各地方权力部门，向本地区的权力部门负责，受地方权力部门领导。这使得各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点上似乎与西方的联邦制更为相似。但和联邦制不同的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所以整个国家在地方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体，各地方这种集中权力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这样的体制下仍然维系着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它和西方单一制的区别是，中央权力通过一条线控制各地方权力，地方的不同等级之间都是这种单线式的控制，地方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本地区一切方面的权力，而地方的司法机关首先对本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不直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负责。而西方的单一制则是中央通过司法、行政多条线控制地方，地方没有一种集中的、能够掌握本地区所有方面的权力。两者相比较，后者能够更有效的维护整个国家的有序和稳定，而前者实际上是封建权力体系的延续。封建时代的中国，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在本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级的官员对上一级负责，在本地区统一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是中国司法改革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
无论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都是必须的。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之下，司法和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是必须有分工界限的。司法和行政部门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表示人大可以代替司法和行政部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否则也没有必要设立司法和行政部门了。实际上，由于人大是一个由众多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它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是一种集体权力，所有权力要由代表投票表决后才能行使，也就决定了人大无法行使行政和司法的具体工作，只能对行政和司法的整体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换句话说，中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并不表示所有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就不需要设立国家机关了。
地方人大对本地区司法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在现实中有不少负面作用，它对国家的司法统一产生了明显的破坏作用。例如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河南省人大对洛阳市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事件，因为某法官适用了国家法律而没有适用该省人大制定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就此触怒了人大的个别领导，居然以人大的名义未经人大表决通过就命令河南省法院处分该法官，最后该法官被取消了审判资格，也就是被取消了审判权，今后没有资格再办案了。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如何要求法官忠实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权力对法官的控制是现实的，法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生存权，为法律献身，把自己微弱的躯体粉碎在强大的权力之下。
实践证明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是有科学道理的。司法公正必须要求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司法者自身地位的独立性，在人身保障和物质保障上都要有充分有效的制度支持。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的法官是绝对没有能力去保障别人的正当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法官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中国的法官在这个方面差得很多，中国司法的权威性也就差了很多。司法容易受到干扰、判决执行难都是因此所致。法院和法官只应服从于已制定的法律，权力机关的领导权在于制定约束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律，而不能是在各个方面直接控制司法者。没有限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被消灭了，这种权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
司法制度是不能轻易变动的，对司法的改革同样要有严谨的程序，对司法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动都应该受到严格约束。司法改革的权力必须限制在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司法改革指的是司法机关内部进行的改革，要保障改革的稳定性，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必须限制在最高司法机关。不能由地方司法机关拥有对法律进行改革的权力，即使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最高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只能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不能越出法律之外。
不少地方制定有自己在司法上的特殊规定，比如某些案件司法机关暂时不受理，某些影响重大的案件要由地方党委研究决定后法院才能判决。还有地方规定，对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的违法犯罪，要由地方党委集体或者常委的同意才能立案调查。地方制定这些规定对外的理由往往是出于保持地方稳定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表面看似乎无可指责。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干扰已制定的法律的实行都是不能允许的，为了一时一地的稳定或经济利益而破坏法律的权威，会使整个国家在长时期里造成混乱并阻碍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有些司法机关甚至其内部机构制定了一些规定，在法定程序之外规定案件调查审理的审批程序，或者在法定审判机构之外设立其它机构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相对于来自司法机关外部对司法权的干扰，司法机关内部的干扰更加直接，并且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得到肯定和鼓励。这些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程序的破坏，在西方法治发展历史较长，司法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些行为都属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却缺乏对这些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认识，这也是由我国一贯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所造成的。
改革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的同时，也使国家的一些方面出现了混乱无序的不利局面，这并不是改革的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只要通过谨慎合理的制度约束，就能控制改革打破旧制度造成无序导致的混乱，维护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司法改革作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维护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司法改革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有序进行，绝不能蜂拥而上，人人都可以制定司法改革措施。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给司法改革划出明确的界限，明确谁有权力制定改革措施，哪些方面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把制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司法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法律制度严谨、明确，对非法和合法划出明确的界限，这是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要求，也是以法律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还是法律起到预防犯罪目的的要求。


王春峰email:springlord@yeah.net


交通部


关于2005年农村公路建设的实施意见

交公路发[2005]2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
　　2005年是全面实现“十五”农村公路建设目标的最后一年。为加强对全国农村公路建设的指导，提高建设管理水平，根据全国交通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和部农村公路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今年农村公路建设的实施提出如下意见：
　　一、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按照“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养并重、协调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落实建设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
　　二、统筹规划，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各地要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农村公路建设规划》，结合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尽快修编本省（直辖市、自治区）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为农村公路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农村公路建设要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根本，从农民群众实际需求出发，按照先通后畅、先易后难的原则，统筹安排，有序推进，科学确定建设规模，防止脱离实际的高标准、高指标，要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路线方案、技术指标和路面结构型式；要优化设计，努力降低工程造价，节约投资；要充分利用老路，尽量避免占用农田，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地；要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
　　三、正确处理好农村公路建设和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修路积极性，鼓励农民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公益性劳动，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修农民不需要的路，不修农民没有积极性的路，不修没有经过“一事一议”确定的路。农村公路建设不得非法集资和强行摊派，不得强行征地拆迁，不得拖欠征地拆迁款和农民工的工资，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不得侵占农民利益。农村公路建设要就地取材，尽量使用农民的运输工具，以扩大农民的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
　　四、明确建设责任，加强资金管理。农村公路建设要坚持 “政府主导、分层负责、各方参与、共同推进”的原则，明确建设管理主体，落实各方责任，搞好协调配合。中央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是引导和扶持性的，是针对地方政府筹措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困难的实际而提供的补助资金，并不是代替地方政府的职责。要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农村公路建设筹资政策，加大地方政府的投入，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渠道，同时，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要严格执行国家和部有关规定，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挤占和挪用。对于中央补助资金，未经批准，不得变更补助项目和补助金额，资金使用情况要公开透明，要按照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的要求，定期向当地群众公布，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依据职责，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五、加强实施管理，依法组织建设。农村公路建设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农村公路项目的实际，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公路建设特点的管理制度，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要深化项目的前期工作，对中央已下达投资计划和预算的项目，不得随意调整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不得改变投资方向；对确需调整项目和改变规模与标准的，要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手续；对符合法定招标范围和规模的项目，要依法实行招投标制度，对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以及组织农民投工投劳的建设项目，可不进行招标；要适当简化审批及有关手续，部分项目审批程序可合并进行，工程验收可结合农村公路项目特点，采用按地区分批验收的办法。
　　六、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工程质量。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不断总结建设管理经验，完善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对工程质量的行业监管职责。要切实处理好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宁可慢一点，也要好一点”；在质量管理方式上，要灵活多样，讲求实效，探索以县为单位统一成立监理组或聘请社会监理等方式，开展质量监理工作；要注重发动农民群众参与质量监督，可以聘请农民质量监督员，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切实把好农村公路工程质量关。
　　七、加强队伍建设与技术指导。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技术和人才优势，针对目前农村公路建设实际，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技术指导力度，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分期分批组织对基层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人员素质，提升管理水平。今年，部将重点组织对延安、井冈山等革命老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人员的培训，组织辽宁省交通厅等单位制作《农村公路施工技术科教片》，普及农村公路施工技术。
　　八、利用示范工程，总结推广建设经验。要通过示范引路，总结新经验，探索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各地要结合农村公路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选择一批示范点和示范路，从建设标准、施工技术、质量控制、资金监管、政策扶持、服务“三农”等多方面探索建设经验，并组织经验交流和推广，达到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目的。今年，部确定了延安等8个市县的部分项目为部农村公路建设的示范工程，各地要抓好这些示范工程的实施，总结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经验，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公路建设。
　　九、统筹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按照“路、站、运一体化”的思想，统筹协调农村公路和农村客运的发展。农村公路与农村客运站点要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努力为实现农村公路客运网络化创造条件。
　　十、加大对农村公路的宣传力度。今年，要组织对农村公路建设的广泛宣传和深度报道，要总结“十五”农村公路建设成就，挖掘感人事迹，宣传农村公路对服务“三农”、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宣传方式方法上，要拓展思路，可以通过制作农村公路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让各级政府、各行业、全社会了解农村公路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成效，树立交通行业的良好形象。
　　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先决条件，是今后一段时期公路建设的重要工作。各地交通主管部门要从加强行政能力建设入手，树立新理念，采取新举措，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全面完成农村公路建设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