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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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通知
1996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各级检察院要抓紧抓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保持检察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为此，现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正确理解法律，长期坚持依法“从重从快”和“从重从严”两个方针，坚持“严打”斗争。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从重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等严重经济犯罪，是我们长期一贯坚持的两个重要方针，是我们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经验总结。实践证明这两个方针是正确的，有效的，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都必须长期坚持。对此，各级检察院要认识明确，毫不动摇。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执法工作中要切实贯彻这两个方针，同时要加强执法监督，确保这两个方针的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和补充规定了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条款，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两个方针不动摇，决不能出现对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同时，坚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不变；坚持“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不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都要在年内抓几件、十几件典型的大案要案，特别是窝案串案，从立案、侦
查、起诉各个环节抓紧抓实，抓出新的成效。
二、要熟悉新法，抓紧规范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检察工作的方方面面。在执法转变过程中，检察机关既要严格执行现行法律，又要做好执行新法的准备，保证顺当过渡，紧密衔接。从现在起，就要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来规范各项检察业务工作，改变一些不适应法律新规定的习惯做法。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出庭以及立案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工作，在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要注意同新法规定相衔接。新法规定严于现行规定的，目前就可以执行；有的修改补充规定，虽然目前不能执行，也要注意探索经验，逐步向执行新法过渡。当前特别要重视规范侦查工作；严格批捕工作；改进起诉工作；加强出庭公诉工作；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范执法监督工作。
三、要狠抓结案工作。要抓紧消化处理“严打”集中统一行动中拘捕的案犯。按照中央的要求，凡需要处以刑罚的，要争取在10月底以前将案件都起诉到法院。对依法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要分类排队，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依法妥善处理小案。要力争在年内把已立案侦查的案件都基本办结，小案不能跨年。对贪污受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判处刑罚的，应及时起诉到法院。要慎重适用免予起诉，不能用免诉作为突击处理案件的手段，依法该起诉的起诉，该撤案的撤案。新立案件要考虑法律修改所带来的变化。要抓紧办结错案赔偿案件。
四、要加强领导。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是当前涉及检察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现在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不到4个月了，时间紧迫，任务很重，各级检察院必须加强领导，做好新旧法过渡时期的各项工作。一是各级检察长要直接抓，认真抓；二是要抓扎实，把准备工作做充分。要加强协调，及时解决业务工作和准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的问题自身解决不了的，要及时报告党委和上级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任命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的名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一届五次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劲夫、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8年2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任命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的名单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劲夫、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关于提请决定任命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的议案（1958年）
院 长 郭沫若
副院长 陈伯达
李四光
张劲夫
陶孟和
竺可桢
吴有训
请大会决定。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8年2月10日
一、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功能
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具有哪些功能和作用，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西方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法院统领着整个刑事司法，非法证据的最终确认和排除权一般都集中到法院。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为典型的美国为例，自联邦最高法院1914年通过的威克思诉美国联邦案(Weeks V.United States)首创证据排除法则后，曾先后通过1961年的马普案(Mapp V.United States)、1966年的米兰达案(Miranda V.Arizona)等著名判例，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得到了确立和发展。而这些判例悉数都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制定。可以看出，国外那种由法院来负责对非法证据作出裁量的规则，是建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基础之上的。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权力配置不同于西方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相比较，我国的检察系统虽然与警察系统和审判系统完全分离，但在权力隶属关系上不像美国等国家那样属于行政机关;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相比较，尽管诉讼理念相对比较接近，但机构的设置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采用“审检合署”，也不实行“检警一体化”。在我国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权与审判权和属于行政权的警察权彼此独立，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权平行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在机构设置上完全分离，在工作关系上相互配合与协调。在宪法的规定中，检察机关既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与审判机关并列的司法机关。所以，在我国就不应当把非法证据排除的裁量权仅仅视为是由法官来行使。在刑事诉讼的很多阶段中，检察官比法官享有更多、更充分的非法证据排除机会。如果把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莫例外地运用于我国检察实践，就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司法实际。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有权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主体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侦查机关也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审判机关主要是在判决过程中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核，并继而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检察机关主要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担当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效性的角度进行审查。
就整个检察环节来说，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包括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前后承续、紧密连接的整体。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时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检察环节的一个前置审查程序;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后置审查程序。从证据审查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来说，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关注点要多于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都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侦查阶段。
二、注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权的保护
一是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请求
权的保护。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仅仅依靠办案人员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检察环节对证据的认定把好审查关，不仅是完成刑事追诉工作任务、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贯彻的关键步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对证据的可采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来源，决定着某一非法证据最终能否纳入正当程序加以排除。
检察实践中，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严谨的、动态的过程，仅凭检察官的个人见解和主观能动性，常常难以发现证据的瑕疵并进而对证据的非法性作出正确认定，在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来自刑事被追诉方及其辩护人的要求和提醒。尽管检察工作人员通过受理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申请，可以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被追诉人由于其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对侦查机关所持的对抗态度，常常导致侦查人员对他们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要求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客观上讲，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许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缺乏事实根据，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必要性的审查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一般来说，辩护律师会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相对比较合理。但律师往往不是证据产生中的直接见证人，证据来源的间接性以及因辩护可能产生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可能促使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怎样在正当合理的请求与无理虚假的要求之间辨识、提出有利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线索，首先是必须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权的保护，在坚持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努力疏通诉讼言路，倡导执法公正，杜绝司法专横。
二是充分调动被害人或者第三方的积极性。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不仅仅只有被追诉方，与案件处理结果直接相关的被害人或者第三方也同样享有一定程度的请求权。美国最高法院在明尼苏达诉卡特案的判决中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得到别人允许在其家中短时间逗留的人对该人家受到非法搜查，有权利提出反对。也就是说，这些短暂逗留的人也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启动主体本来是很多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启发和利用他们的积极性来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并保证他们的合理要求得到实现。
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提高对非法证据排除启动主体地位的认识，充分相信他们的合理要求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处理非法证据，从而维护程序正义，保证司法公正;其次，应当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提供畅通的渠道，让有合理排除要求的人有机会说、敢于说、愿意说，使合理的要求能够通过正当程序得到如实反映;再次，是要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启动者的法律保护，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来自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职务行为的阻挠和干预，从客观上消除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人所具有的畏惧心理和后顾之忧;最后，要从程序上尽量满足启动者的要求，使他们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权利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
三、科学区分非法证据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的界限
检察业务工作中需要把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法证据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的界限问题，这不仅是诉讼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诉讼实践中长期纠缠不清的复杂难题。只有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才能促使司法机关从准确打击犯罪和加强人权保障的两难境地中坦然地走出来，从容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采用的是强制排除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类证据都不得被司法机关所采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则采取了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当这些违法取得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并不能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时，才予以排除。也有的学者将上述两种排除方法分别称为绝对排除的原则和附条件排除的原则。法律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并且将言词证据的排除原则与实物证据的排除原则分别加以规定，也主要是在努力解决我国刑事侦查中长期存在的刑讯逼供问题的同时，兼顾打击和惩罚刑事犯罪的需要。而立法的这一真正意图在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因为如果不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强制性排除，侦查讯问过程中屈打成招的事例就会屡禁不绝。
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裁量排除主义原则，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是相吻合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技术手段和高科技设备方面，都还很难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打击智能化、技术化和信息化犯罪的需要。即使在竭力倡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美国，司法程序中所排除的实物证据，也主要是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取得也主要是发生在违法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
笔者认为，完整地、准确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这一立法精神，检察实践中应当坚持的原则是: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如果不是属于证明效力上的唯一性或不可再生性，一般情况下都应当予以排除;如果排除该证据将严重影响到对犯罪行为的应有惩罚，也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补正;在无法予以补正的情况下，也应当就证据的取得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说明。
此外，对于利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线索，并依照该线索获取的证据，亦即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人关注。尽管“毒树之果”证据本身的收集程序是合法的，但这类证据在美国仍然属于排除对象，实行所谓“砍树弃果”;而在英国则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即实行所谓“砍树食果”。笔者认为，对“毒树之果”证据的排除应当有别于直接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然，对于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当属例外。
总之，对实物非法证据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规律和司法现状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