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干流水量调度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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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亿万人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牛肉膏、三聚氰胺奶粉……，恶之花遍地泛滥，每一次问题食品的曝光似乎都在考验着公众忍受的极限。“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因此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甚至《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死刑，此外还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已被写进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明明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何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当前问题食品的大规模泛滥，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日趋分化，道德与自我约束机制失灵，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尚未建立的必然产物。表面上看，食品安全直接涉及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深层次探究则直指制度和人心，并非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或执法部门的专项检查所能解决，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是一个典型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食品安全的时代背景

　　1.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们所处住的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自己可以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食品，或者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足以保证食品的安全。事实上，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蔬菜和大米的农药、重金属是否超标？不知道火腿、罐头是否有毒？因为这些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因此，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严重者甚至会陷入“互相投毒”的囚徒困境。[1]

　　2.全球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的困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数亿的小农被迫卷入市场的洪流。由于自身力量的微薄，大企业压迫小生产者，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是普遍的现象，出现质量问题则把处罚风险推向农户和中小供应商。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虽然近年来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补贴，但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投毒”。[2]

　　3.消费方式超前于经济水平带来的伪劣商品泛滥。当前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市化、大众传媒、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递着“文明的”、“时尚的”消费方式，刺激着公众的消费欲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悬殊，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被“拖拽”进入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消费（例如，红酒、牛奶等食品），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遂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区域。

　　（二）客观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监管所能解决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已非一城一池的失守，而是普遍的溃败，有毒食品大规模的泛滥已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监管不力，因为面临如此的规模，仅凭通过监管来阻却已回天乏力。据学者研究，产生问题食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3] 1、技术的缺乏和无知引起的食品不安全。如某种添加剂或某种物质，在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些原本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或物质是有高度风险的。例如，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最早都曾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一些专家对其益处的鼓吹得到了政府认可从而获准推广应用之后，其害处才被受害的公众以及另一些专家揭露出来。2、土壤、水资源污染等人类的行为，通过食物链传递间接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带来的困境。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缺陷亦明显，由于承包期短，一些地方还经常调整，“无恒产，则无恒心”以及分散式经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第二，由于以GDP为导向的畸形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引资，一些污染工业在“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下纷纷进军农村，一些农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粮食被污染是必然的结果。3、故意人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食品安全并非简单地监管问题，食品监管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第3种情形，即故意的、人为制造的风险，而对前两类技术风险以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仅靠食品监管部门所能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

　　（三）主观上问题食品泛滥的根源在于权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出了问题即怪政府没有管好。孰不知公权力往往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扩权，社会空间、市民自治领域必然缩小，管制需要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必然带来权力寻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监管越严格，食品卫生问题反而可能会越严重。

　　1.权力的缺位。首先，谈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无法回避“特供”这一长期以来一直隐性存在的制度。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很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层的“痛感”和关注才能解决，但“特供”使高层权力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深切的“痛感”。近年媒体报道，一些政府部门雇人种蔬菜专供机关食堂，这释放出这些政府部门放弃了食品安全严格监管职责的信号。其次，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执法环节，虽然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执法机构，但由于这些部门的机制、职能并未理顺，其结果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指出的那样，“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2.权力的越位。（1）权力垄断经济。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已被行政垄断起来，由于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在食品等开放的领域内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高油价及高额路桥费带来高额的物流成本，以及市场的摊位费、超市的进驻费等等，使食品企业经营艰难。为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色香味要求，商家不惜添加有毒的添加剂。众多的大小食品企业造假、劣质事件影射出我们经营环境已经超越了底层的生存压力，不造假、不黑心就经营不下去的地步了。（2）税费过重。税费过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套在经营者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事实上，中国目前可以收取的各种税费如果合法足额交付的话，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在市场上必然因不堪重负没有竞争力而倒闭，因此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又使有关部门掌握了“选择性执法”的“合法伤害权”。近年来由于“金税工程”等税收电子化工程的普遍应用，偷逃税困难了，原税制的高税负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则为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期间，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政府财政收入吃紧，税务部门遂开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有竭泽而渔之嫌。（3）“罚款经济”驱使有关部门“养鱼执法”。长期以来，一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财政不全额拨款，要靠“创收”来自行解决，很多监督部门背后，都有一条潜在的执法利益链，这种公权力直接牟利的体制性寻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罚款经济”。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些行政机关已从“钓鱼执法”过渡到“养鱼执法”，主动担当犯罪企业的“保护伞”，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收取“保护费”。 [4]

　　二、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1.治理模式的缺陷。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上，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严刑峻法式立法、运动式执法的模式，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主导的专政思维。这种模式看似严厉、声势浩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1）《刑法修正案八》在量刑上对食品造假作了严厉的规定，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法者意图通过严刑峻法刑法威吓的功能，以期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作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制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通常适用以下公式，即制裁震慑的力度乘以制裁实际发生的概率，如果被查处的概率较低，那就仍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2）长期以来，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5]往往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式执法”后，不良企业躲过风头，很快死灰复燃。

　　2.价值理念的偏颇。长期以来，一直将效率、稳定的价值置于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之上。我国一直是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的，传统的观念是，解决十三亿人口温饱是个大问题，至于如何吃好、吃的安全是其次。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1）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是将该类犯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处理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2）立法将“政治影响”、“外部形象”、经济效率等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导致事实上内外有别的食品标准。[6]（3）对违法企业惩罚过轻，《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也仅仅是区区的十倍，不足以惩戒违法企业。在这样的制裁措施面前，一些人作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即造假或在食品中掺入违法添加物。

　　此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管GDP和维稳，荒废了社会治理。正如笑蜀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7]由于GDP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纷纷开展GDP锦标赛，将“赢利”放到了首位，一切让位于GDP，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治理的职能，对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的“利税大户”，极尽保护之能事。[8]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当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曝光，当地政府往往却以“维稳”为借口，封锁消息，甚至干预司法审判。由于企业与官员的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例如2008年那次所有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政府官员和失职的监管人员，行政处分、降级处理者众，但获刑者少，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头过后一些被处分的官员又被任用而异地为官，因此法律对违法企业、对监管失察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制度安排的失当。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变，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

　　4、社会被管制的困境。食品安全是具体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与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体制，惟如此才能使造假者一经发现即得到及时的曝光受到法律的严惩。事实上，20世纪作为消费者运动的世纪，在西方19、20世纪初亦曾经历过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西方通过消费者运动揭露问题，并逐步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我国消费者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甚至作为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协会亦为官方所包办，因此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无法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兴起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事事依赖政府，但政府不是万能的，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严刑峻法或是对政府监管抑或对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与法治环境下，寄希望生产商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更是根本靠不住的。

　　首先，科学的政府定位。政府是公民契约的产物，其存在仅具有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性价值。解决食品安全，首要前提是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特供”。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作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放弃“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顾一切保增长”的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民众的幸福很简单：生活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增长。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回到理性的生存概念，使社会在良性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与国内食品安全堤坝全面溃败、诸多大超市出售的食品、大品牌甚至“国家免检产品”都已沦陷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国内生产，我国出口的食品却鲜见安全问题。[9]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在于忽略了社会治理。因此，一方面，应当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科学行政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地位应当中立，必须从赢利性行业退出，将赢利事业交给社会来做，政府的职责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

　　其次，建设公民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密切整合，如果仅靠执法者自身，便意味着执法系统会不断地扩大，执法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监督主要是政府动员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这种“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动员型”模式的运作成本巨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必须建设公民社会，给社会松绑，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的神圣的公民权利，保障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使国民可以和平、理性地反映政治和经济诉求。

　　第三，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中国商人之所以敢这么黑心，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共事务普遍漠不关心，直接原因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责任与权利是一体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在无权利的社会一直承担自己的责任。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公民责任感是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执法与司法、公平正义为社会主流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诉权等合法权利，保障私权，建立强大的私权体系，尤其是强大的消费者主权，保护与支持消费者合法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基础上，建立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我监管的连带责任机制。

　　最后，具体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对策。（1）反思土地“公有制神话”。目前土地公有制度，产权的不明确，“公有私营制”的模式，容易导致以邻为壑“互相投毒”的“公地悲剧”。适时调整土地所有权制度，至少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是十分必要的。（2）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同时严格对农产品的检验。（3）目前环保领域普遍存在“两高一低”，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企业从“经济人”自利性出发，缺乏自觉守法的动力，必须修改环保法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4）《食品安全法》尽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但数额仅有十倍的赔偿，应当修改立法，引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5）鼓励公众举报食品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８５号）


　　《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５日省人民政府第８５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郑斯林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日


　　　　　　　　　　　 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改善本省外商投资环境，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保障投资各方和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行政管理的部门以及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依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省计划与经济管理部门负责外商投资企业的宏观协调和宏观指导；省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负责外商投资企业的综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主管部门，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由企业所在地设区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确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主管部门依法对企业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有关事宜依法进行协调、提供帮助。外资企业的主管部门依法为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第五条　政府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行政管理，并采取切实措施，减少环节，简化手续，强化服务，提高效率。
　　各类行业管理组织应当严格依照国家和省规定的职责行使行业管理职能。
　　政府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类行业管理组织不得侵犯外商投资企业法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第六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企业的一切重大经营活动须经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讨论决定，由总经理负责实施。董事会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以及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不得以个人名义指令总经理执行与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的决定相抵触的决定。
　　行业性的企业集团与行业管理组织在机构设置上相互关联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参股或控股的，其作为投资者的权利应当通过所参股或控股企业的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行使，不得借助行业管理组织的职权干预企业日常的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第七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投资各方必须严格按照依法共同签署并经过批准的合同规定的出资时间、比例、数额和方式履行出资义务。外资企业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出资方式和期限缴付出资。
　　审批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出资情况进行年审和年检。
　　不按出资条款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投资方，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对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投资方，审批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商采取限期履约等必要的督促措施。限期届满仍不履约的，审批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法分别作出撤销批准证书、宣布批准证书无效、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并通知其他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满６个月无正当理由不开展经营活动，或者无正当理由停止经营活动满一年的，应当提出解散申请。不提出解散申请的，视同歇业，由原审批机关撤销批准证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缴其营业执照，宣告其解散。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其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各方以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有形资产或者无形资产作价出资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价值评估或者鉴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行价值评估或者鉴定。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进口自用的设备、物料及其所含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或者鉴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江苏省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依法，独立、公正地执行审计业务，根据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不得出具虚假验资报告。中外双方作价出资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已经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鉴定机构进行价值评估或者鉴定的，应当以价值评估、鉴定报告为依据办理验资报告。
　　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是外商投资企业领取营业执照、申请变更合同章程、申领进出口配额或许可证、申请确认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办理外汇使用手续以及申请贷款等事项的必备文件。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为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引进技术、调整产品结构、扩大生产规模的，可以向原审批机关提出增资申请。
　　外商投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审批机关不予转报或者批准增资：
　　（一）原应缴注册资本逾期未缴清；
　　（二）新增投资涉及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计划而事先未得到批准；
　　（三）拟增资调整的经营范围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在经营期内一般不得减少。但企业为适应市场变化而改变投资总额、生产经营规模和产品结构等，确需减少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依法履行相应的义务后，可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批准减少注册资本：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注册资本有下限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低于法定资金数额的；
　　（二）企业在合同或章程中对生产经营规模有最低规模规定的，减少注册资本后的投资总额小于最低规模的；
　　（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规定外方先行收回投资并实际回收完毕的；
　　（四）企业现有资产已作抵押担保的，未以抵押权人同意的；
　　（五）企业减少注册资本对债权人利益有损害并影响其正常经营的；
　　（六）企业已严重亏损的；
　　（七）已构成合同、章程规定的企业终止或者解散条件的；
　　（八）企业有经济纠纷已进入司法或者仲裁程序尚未最终裁决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批准减少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统计制度和税收法律、法规，如实反映企业经营核算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定期向财政、税务、统计、外经贸以及主管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和统计报表。依法必须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的年度报表和清算报表必须附验证证明或者验证报告。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国家规定及时进行财政登记，按期办理纳税申报。外商投资企业从境外取得的与纳税有关的票证，经税务部门审核认可，方可作为财务收支的合法凭证。必要时税务部门可以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境外公证机构或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书面证明。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人员因业务洽谈、采购、推销、售后服务等商务活动出国或出境的，在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在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由省政府授权的部门审批。经审查予以批准的，发给一年多次出国或者出境任务批件。一年内再次出国或者出境的，由企业自行审批并按规定办理签证手续。办理出国任务批件和签证手续　的机关应当在收到符合规定要求的申报材料后的７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明确答复。


　　第十七条　除法律、法规和省政府规章规定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外，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另立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向企业强制摊派人力、物力、财力。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强制外商投资企业参加无法律、法规、规章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依据的各类培训活动。
　　对不符合前两款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拒绝，并可向综合管理部门或上级人民政府举报。


　　第十八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的专项检查、评比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检查、评比。


　　第十九条　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服务，并按省级以上物价主管部门核定并公布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不得强行提供中介服务，不得擅自改变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参加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由投资者组成的社会团体。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和依法成立的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可以组织外商投资企业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交易、博览活动，提供咨询服务，沟通投资各方的关系，向有关部门反映企业的要求，开展联谊活动。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和出口的商品涉及国际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时，应向原审批机关报告，按照审批机关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指定专人应诉并支付应诉费用。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员工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休息休假、接受职业培训、取得劳动报酬、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等权利。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劳动安全卫生标准，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员工生活条件，并严格执行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规定，切实保障员工的安全和身体健康。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禁止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员工劳动；禁止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员工。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员工必须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企业和员工都必须严格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必须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并随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逐步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工资支付的规定，并以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向社会保险机构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必须根据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
　　企业延长工作时间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并按规定标准支付工资报酬。


　　第三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建立工会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企业员工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并通过工会与企业签定集体合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保守企业商业秘密、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第三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由有关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部门，不履行、不当履行或者违法履行管理职责，侵害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或者侵害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投资举办的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规定以外其他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在国家和本省制定专项管理法律、法规和规定之前，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